周其仁：未来的瓶颈发人深思

2009年1月11日，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08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2009行动纲领：变迁·角色·责任”。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周其仁：谢谢，这个题目我解释一下，就是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全球差不多相对主导性的政策，财政政策对家庭、行业、企业未来担忧不敢花钱，或者是不敢融资花钱的时候，政府主动地用政府的财力来进行投资，维持经济增长。那么，这个政策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花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政府的钱是来自于政府的结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政府收纳税人的钱用于投资，这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这不是今天的现实，主要是国家政府的财政都有大量的赤字，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迈向一个未来的挑战性的问题。这个钱大大地花，到底有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如果它来自于居民对政府未来的信心，也就是居民自己的储蓄来买政府的债券，这样的话，它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像美国的联储已经宣布，要用联储的基础货币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个前景，是应该让我们感到担忧的。这一定会把当前金融危机的应对转成未来的危机，所以这个政府应对的钱从哪里来是需要考虑的。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政府的担忧是可以减轻的，虽然中国的政府没有大量的资金，但是居民的储蓄是很高的。但是，未来中国的政府还是有一定的担心，因为依靠外需的经济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政府这个钱花到哪里去？它肯定是带动未来的增长，因为要花钱做项目，你需要买东西。但是，它有一个可能，就是政府修成这个项目，它不能转化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路修好了，最关键是上面有没有车跑，如果路修好了上面没有车跑，那么剩下的难题就是把当前的难题移向了未来。那是不是再修第二条路，如果第二条路修好了还没有车跑，要启动起来经济怎么办？那么，这个麻烦就会延续下去。
　　日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大肆地花钱，一方面政府的债务占到GDP的60%以上。一方面它已经发现很难找到将来有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这一点中国从这个层面看，应该说总的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国跟日本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还有很多需要投资的地方。但是，中国也要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底往哪个方向做更大的倾斜，这一点是我们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些想法，就是尽量往未来的瓶颈方向去布置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的项目。因为你只有对未来的瓶颈进行投资，这样经济起来的时候，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才会比较顺畅。所以，我的这个题目是这么来的，这个题目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现在的经济已经寒流，所以所有原来有瓶颈的东西都消失了。原来说港口没有船，铁路找不到车皮，发电量不够，煤不够，现在好像全下去了。所以，当经济寒流的时候，你要想未来的瓶颈哪里，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困难性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在座的大家，经济观察报也有很多的读者，把这个问题提给大家。怎么样思考一个对策，真正地应对未来的瓶颈。
　　所以，有一个大的政策要确定，就是要更多地把中国的建设项目，引向国内需求、引向国内市场。这不是说外向从此对于中国不再重要，外向对于中国永远是重要的，中国永远不能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经济建设。但是，过去的10年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非常快的，无论是面向国际市场的产能，还是面向国际的基础设施，发展都是非常强劲的。比较而言，是国内的方向有很多薄弱的环节，所以大的方向、未来的瓶颈，一定是支持国内市场起来的那些设施，一定是在国内行业恢复市场、恢复繁荣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瓶颈的项目。
按照这个思路想，我们认为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这不一定对，因为这个研究有很大的猜测性。 
　　第一，给国内的流通奠定一个更扎实的基础设施的基础。因为流通是需要大量的物流，我们现在沿海往外走的物流建设是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平，港口、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凡是沿海的物流潜能是非常大的。但是，与国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央已经出台了对于铁路的投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在各地看水路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水的节能对于重量非常大的商品运载有很大优势，中国的水路由于这几十年生态变化，也由于我们现代化增长当中技术战略的选择，水陆经济的恢复，这里面需要巨大的投资。我们很多的水陆经济达到历史最好的黄金(187,2.45,1.33%,吧)时代，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往里面砸钱。而这个方面的投资，不是说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成功的，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如果这个基础设施不能起来，将来在国内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瓶颈。
　　第二个方向，我认为这个城镇具有巨大的投资要求。我们这几年可以看到，经济的增长很快、收入增长很快，但是人们的生活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说像拥堵，它不单单是因为我们个人上下班不舒服，它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因为它是一个交易费用的体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不能用于有益的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要用于煎熬。而城市要让它变得方便起来，是需要巨大的投资，从城市到城镇，这些节点上，比如说北京就是说中国的第一流城市，跟香港和东京比，我们这里面花费的时间成本是惊人的。我们很多的地方说要建设区域的、亚洲的或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一个指标就距离非常远。你在东京、香港商务金融的会面，一天可以安排大概9次。你在北京、上还有保障的可以预约的会面的次数非常少，当然你用警车开道是另外的事情。
　　这里面的城市建设跟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是拍卖土地，把70年代的制度拿过来作为制度建设，这个对于我们的制度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面要肯定。但是，它有一个数量和平面的趋势，一届一届的政府只有更多的卖地，才能更多的资金建设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往平面上扩展得非常快，但是已经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投资是严重不足的。这方面，可能我们对于空间资源的重新布局，否则无论我们GDP增长多高、国民收入增长过高、我们的生活、商业活动、人们的交往非常不畅。所以，大家多说我们的网民在网上的火气很大，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他的不满可以在网上发泄。这是对于我们城市内在的扩大边界，增加它城市运行的功能，降低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成本，这个领域应该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可以考虑。
　　第三，我们不能一谈经济就是制造业，这是过去我们10到15年的主打。但是，我们一讲经济就是制造业，可能我们很多的内需就满足不了，我们还不要说拉动内需。现有的有些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刚才李金华副主席讲到了，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文化，这些领域现在就有大量的需求。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拿着钱找好学校，满足不了，当然了学校的教育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好学校，但是要开始搞，你现在不搞，你100年以后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北大。可是，我们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事业领域这些的准入方面，有大量的问题。前不久我们参加讨论会，有一位人士的观察我认为非常敏锐，比如说台湾外资跑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搞工业、制造业项目，我们从上到下都欢迎，但是他们说要搞5000床位的医院，从2002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这不光是对外，对内也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民营医院和民营学校是可以办好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的开放一点？允许这些事业、服务扩大他们的服务范围，这部分的需求是现实的，不是潜在的。当然，潜在有更大的需求，所以这个领域还不单单是基础设施，它是一个制度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开放政策，我们从制造业搞得非常好，要把这个经验移到非制造业，移到广义的社会服务业的方面来。
　最后一点，我认为以前的城市建设的经验可能会卡住我们的未来的城市建设我们回想一下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萧条，可以说我们完成了保8的应对，其中是改了城市的住宅体制，把单位、国家的分房，改变成了市场化的住宅体制。就这么一个变动，就带动了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教训要总结，但是不可否认，这个产业对于当年经济的启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了很大的贡献。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农村，我们几亿农民的住宅，差不多等于我们以前的单位分房，只不过是生产队分房、分地。那个地是不讲价钱的，没有产权的，就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多一个人、多一户，就多分一份地。所以，这几年中国的城市化高速推进，我们的概括是城市在扩大，农村不缩小。因为农村不占那个地白不占，退出来没有报酬，也不能够流转，也没有一个货币补偿。如果我们启动08年的政策，我们对于这个土地制度进行一个变革，我们相信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这个需求不单单是城市建设，不单单把中国的城市建得像欧洲、非洲，而是带来一个长久、旺盛的城乡建设。
　　成都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城乡综合协调改革试点区，是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特别是这场地震灾难，因为灾后的重建，是很重要的人物。管靠政府给我们每一户发1、2万元是远远不能完全重建的，整个四川是上百万户的房子要全部重建，成都一个市就是13万户，仅仅靠财力，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个事。在这个压力下，他们现在找到了一条所谓的城乡连接。农村的房子塌了，但是他们地还有，这块地不是耕地，它是建设用地。但是，农民是不是还像传统一样住那么大呢？他能不能把一部分地转让出来，让城市的资本进去，跟他联合建设呢？这个城市问题、法律问题。
　　我现在再看，如果中国把城市通开、城乡通开，这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思路。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要进一步的摆脱瓶颈，来进一步进行发展。对于我们来讲，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高，让居民对于未来有信心，这是用到跟未来的发展大的方向上去。这个大的方向不是完全面向国际市场，而是在面向国际市场的同时，要很好地开动、开发国内市场，来改善中国人民、内地人民、中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很好地应对当前的危机，同时争取一个未来发展的可靠基础。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