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煤基地建设遭遇的困扰

□李北陵
    我国煤炭开发重心逐步西移，导致煤炭运输距离不断延长，煤炭供应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建立煤炭应急储备基地，提高应急调运能力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于是，2003年年底，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的范维唐和第一副会长濮洪九，率先建议国家尽快建立煤炭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从那以后，尽管争议不断，但煤炭储备基地的立项与建设一直在进行着。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安排神华集团等10家煤炭企业、电力企业和秦皇岛港等8个港口，作为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承储企业和储备点，加紧推进建设。
    2012年4月，开滦集团唐山曹妃甸动力煤储配有限公司、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神华巴蜀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神华（福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山东日照港集团这5家企业，纳入第二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点的评审论证。
    各地政府也跃跃欲试，加力推动省级储备基地建设：山东计划2015年建成6~8个区位优势较强的省级煤炭应急储备基地，甘肃决定在全省建设14个电煤应急储备物流中心，重庆、北京、山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辽宁等地也纷纷提出建设煤炭战略储备基地的规划，部分煤炭储备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建成投入运营。
    不仅煤炭调入地区，部分煤炭调出地区也对煤炭储备基地建设充满热情。
    从理论上讲，建立煤炭储备基地，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和地方的能源保障水平，还可以增加社会库存量，对稳定市场有一定作用，有利于化解区域突发性供需矛盾，缓解煤电之争。
    然而，实践证明，储煤基地建设并非想像的那样美丽。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各地对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建设与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缺少预见，储备基地在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遭遇重重困扰。
    问题之一是征地和施工困难重重。“煤炭会造成污染”是各地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建设征地和施工遭遇阻挠的一大原因。重庆市政府委托重庆市电煤储运集团牵头建设的2个储煤基地，名义上是市政府建设，但操作中遇到的障碍却是牵头企业独自面对的。地方政府以“对环境造成污染”、“会影响招商引资”为由表示不欢迎，迫使建场选址几易方案，建设过程也屡遭干扰，颇不顺利。
    问题之二是规划的建设规模脱离实际需要。2010年，重庆市政府高层人士曾放言，重庆要“先搞1个1000万吨的储煤场，以后是1000万~2000万吨，这个煤场的长远规划，要能够储煤2000万~3000万吨”。这样的外行话当时就引来异议：“搞这样大的规模有必要吗？”
    且不说煤源是个问题，即使拥有稳定的煤源，建立如此大规模的煤炭储备也显然脱离实际。要知道，作为主供沿海地区煤炭的秦皇岛港，最大储煤能力也不过900万吨。煤炭储备基地建设好大喜功不只是个别现象。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要建设“最大”储煤基地的就有好几个地区。
    问题之三是对煤炭不适合长期储备认识不足。煤炭的一大特点，是大宗散货，运输主要依赖铁路，储备场地面积很大，在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的当下，煤炭储备成本很高。煤炭的又一大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质量将逐渐下降，长时间储存还会发生自燃、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使得储煤基地环境治理投入大。
    问题之四是资金短缺。从理论上讲，煤炭储备基地商业化运作，采取“卖一补一”的库存战略和借助数字化配煤技术，变静态储备为动态储备，可以让煤炭在储备过程中升值，也使资金占用量尽可能少。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储备的煤炭经过购进、储存、配制、运到电厂，价格比市场价高很多。
    重庆市电煤储运集团发现，储煤基地卖出的煤炭，每吨价格至少比市场价高200元，电厂普遍不愿意接受。这意味着，储煤基地规模越大，煤炭流动性会越差，尤其是用煤淡季，煤炭储备因动用极小必形成库存积压。当前，政府对煤炭储备基地的政策性补贴较为有限，库存占用资金带来的高成本和还本付息压力，更成为储煤企业的极大负担。资金短缺必将成为煤炭储备基地运作的一大困扰。
    各地储煤企业普遍期待：既然储煤基地承担了政府煤炭储备的职责，在其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政府就应当在土地、资金、税收、铁路等关键资源的配置上给予支持，对因政府储备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必要的补贴，确保煤炭储备基地储得进、管得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