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铁路沿线推进城镇化是好办法198357817725

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城镇化面临哪些障碍?突破口是什么?将带来什么影响?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

　　贺雪峰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等。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长江商报：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原因是什么?据您理解，目前中国整个城镇化率情况如何?

　　贺雪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才刚过50%，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的差距。加快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抓手。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长江商报：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城镇化的突破口在于土地流转起来，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贺雪峰：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就目前中国城镇化情况来看，好坏各半。坏的是，中国城镇化率比较低，甚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好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没有形成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稳健型的城市化战略，就是城镇化慢一点，但要好一点。这很重要。

　　过去二十年是中国城镇化最快的二十年，今后二十年仍将是中国城镇化最快的二十年。城镇化不仅是人口进城，而且是土地的城镇化，大量农业用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中国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征地制度安排，使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将农地非农使用的主要增值收益留给国家，具体是留到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为城镇化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财力。当前中国虽然只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有可以与欧美媲美的城市基础设施，这正是得益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安排。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而且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润滑剂。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良好基础设施。在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良好基础设施是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无论是农地制度还是征地制度，都是很不错的，即使有的地方不够完善，大的方面却非常不错。我们一定要珍惜现行土地制度。

　　警惕没配套产业的房地产项目

　　长江商报：围绕城镇化所产生的投资将主要进入房地产行业，这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扩张，并重蹈过去10年房地产疯狂的覆辙。您如何看待?

　　贺雪峰：市场经济，有人愿意投资房地产，那就只能让他投资，我想房地产商应该会有市场风险的评估。政府应该在对房地产的贷款上面进行风险控制。

　　长江商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产开发主要面对的人群是农民和三线城市居民，农民工等有购买力吗?

　　贺雪峰：目前看来，农民有一定的购买商品房的能力，但不可能是所有农民都拿出现金购买一线二线城市的商品房。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即使可以在城市买房，他们不一定在城市生活得好，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要比农村高得多。尤其是目前有些地方在乡镇一级搞房地产开发，农民到乡镇买房，但是却没有机会就业，他们既离开了村庄，无法务农，乡镇又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这样他们在乡镇的生活质量就会大降。因此要警惕没有二三产业的乡镇房地产的盲目开发。

　　警惕资本下乡伤害农民利益

　　长江商报：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巨大的资金从哪里来?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应该如何健全?

　　贺雪峰：前面已经谈到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意思是，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一部分农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农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会有增值收益。将大部分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形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就可以形成中国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

　　长江商报：城镇化就是把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转变成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面临着人往哪里去、粮食怎么保、农民生活如何有保障等难题，您觉得应该如何破解?

　　贺雪峰：城镇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目前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有大约7亿，此外还有进城务工的约2亿农民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若他们能力强、运气好，他们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在城市安居。若他们运气不好，无法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他们还可以返乡。要允许农民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进城和自由返乡。

　　有部分农民进城了，但是仍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农村务农，即使到20年后，中国有70%的城镇化率，中国还有四到五亿农村人口。如此庞大基数的农村人口，就使得中国不愁没有人来种田。

　　反过来，因为农业GDP相对固定，农民人数众多，有众多农民来分享有限农业GDP，农民很难仅靠农业收入致富。反过来则是，正是因为还有农业收入，农民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年龄大的人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就有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因此还可以生活得不错。站在农民的角度看，资本下乡，就一定要赚钱，就一定要分享农业GDP，就一定会使得农民更难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因此，在农业领域，警惕资本下乡是保护农民的重要举措，鼓励资本下乡则会严重伤害农民利益。

　　保障农民就业和收入

　　长江商报：您认为什么才是理想状态的城镇规划与建设?如何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

　　贺雪峰：第一，要将农民进城买房与农民就业联系起来。第二，要注重中心村建设。第三，要控制没有二三产业发展基础的乡镇房地产的开发。总之，城镇化的关键不仅是农民可以进城买房，而且还要保障他们在城市可以就业，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工业园区的城市是生产性的，农村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因此也是生产性的，而一般乡镇则往往只是消费性的，因此，乡镇发展的空间很小。

　　长江商报：湖北省提出在4条城际铁路的35个站点周边实施城镇化，您怎么看待这个密度问题?新型城镇化对城乡一体化会带来怎么样的变化?

　　贺雪峰：这个办法好，因为4条城际线的35个站点，就是35个中心镇。中心镇可以办工业园区，可以形成区域性的城市副中心，就有了可以容纳农民进来的基本条件。

　　长江商报：能否介绍下国外的新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情况?

　　贺雪峰：总体来讲，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快又好，城市化率很高，进城人口一般都有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城市二元结构不明显，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还是不高，城市内都有明显的二元结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却没有明显的二元结构，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两型示范

　　花山生态新城

　　最直观的“两型蓝本”

　　梓山湖新城建成后将成为城际铁路沿线小城镇建设的样本，而梓山湖新城正是以两型社会示范点的“花山生态新城”为蓝本建设的。

　　2007年，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民一直在问，两型社会到底怎么建?而花山生态新城建成后，将成为武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先行先试示范区。

　　花山生态新城是武汉城镇化建设的首个试验载体。2009年，联投集团入驻花山“筑城开路治水”。截至目前，该项目投入建设资金过百亿元，新城建设总量完成三分之一以上，10平方公里新城启动区规模初显，百万平米还建楼拔地而起，万余农民乔迁新居，41公里市政道路纵横交错，围绕“国际一流生态城、新型城市化示范区”目标确立的十多项示范工程有序实施，已启动的八大重点工程进展顺利。

　　从近几年的探索中，联投集团总结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四大模式。首先是以区域综合开发为主导的模式。“你只选取一个点，做一个项目很难实现新型城镇化。我们做区域综合开发，把整个区域打开来考虑，包括其功能，所有的一些控制等，都要有全盘的规划和谋划。”如花山城就有高标准的环保社区、生态建筑、高端商业酒店、高新产业等布局。

　　其次，可运用新农村建设为特色的土地征收和还建模式，把农村人口变城市人口。现在花山的模式是整体统一的土地征收和还建，即把村民安置在统一的社区里面，使用大社区的管理模式来实现其生活居住的城镇化。

　　另外，发展以生态城为目标的城市建设模式，盯紧环境品质和生态。在花山联投集团投建了我省首个绿色三星建筑花山生态艺术馆，严西湖湿地公园示范大东湖水网治理系统等，在城市建设中对自然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设立生态城市的标准。

　　最后，以功能为突破口的开发模式。例如花山，启动的不是住宅，而是酒店和产业园区，以大型的规模性的产业来积聚人气，带来人流之后，自然有居住需求，之后再建设配套住宅来维持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