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二战学者呼吁保护滇缅公路 龙陵县称放弃改造

追踪 
　　　　新保路运动 
　　　　“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桔子和糖果,你对美景高歌,你可别忘记听听车轮下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路捐躯者的白骨……”二战期间闻名中外的记者萧乾先生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一篇通讯中曾这样写过。 
　　　　当得知这条白骨铺就的公路最完整的一段即将被改造为柏油二级路面时,二战历史学家戈叔亚将这消息在微博呼吁保护原来的弹石路面,此举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昨日,龙陵县交通局通过龙陵县县委宣传部和戈叔亚联系,表明不会在松山—惠通桥老滇缅公路路面铺设柏油,更不会改造成二级路面。 
　　　　“新保路运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场风波也让沉寂多年的滇缅公路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一起走来的还有有关滇缅公路的那些故事那些人。赴滇缅公路。 
　　　　人物故事 
　　　　滇缅公路通了,汽车也有了,但是司机却严重缺乏,国民政府向当时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求援。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三千多年轻有为的南桥机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他们的战场就是滇缅公路,武器就是手中的方向盘。 
　　　　“我采访这些奔跑在滇缅公路上的老机工,原本是准备将来写小说用,但是越采访越觉得等不及,需要尽快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众人,需要把这段历史抢救性保护下来。”云南女作家新野激动地表示。 
　　　　从1939年2月到8月,“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先后分为九批前往祖国。所有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都在昆明的潘家湾汽车训练学校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培训,学习地理、政治、军事、防空等课程,然后奔赴滇缅公路。 
　　　　现状未来 
　　　　申报文化遗产的契机 
　　　　“每一个老人有每一个的特点,全都出乎我的意料。今年的7月7日,一些南侨机工二、三代,以及关注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将驾车从新加坡出发,沿着70年前机工回国抗战的轨迹,重走滇缅公路。要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又不在了,每个人都将无比失望。”新野遗憾地说。 
　　　　戈叔亚向记者说,“我刚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及美国克莱斯勒吉普车公司考察完滇缅公路,这一段是美国方面提出必须要走的,可见人家对历史遗址的尊重。” 
　　　　无数次考察过滇缅公路的戈叔亚,明确这段公路目前已经是一条乡村公路,交通流量并不大,当地政府改造无非是要给旅游者提供更便捷的硬件设施,“但是,想一想,大家到那旅游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就冲着那段历史,要看战争遗址吗?用破坏战争遗址的方式来吸引游客去参观战争遗址,这真是闻所未闻。”戈叔亚无奈地说。 
　　　　但在无奈中,众多网友力挺他保护此段公路的建议。这也让沉寂数十年的滇缅公路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这可能将会是滇缅公路申报国家文化遗产的最佳契机。你看贵州的24拐,不就是一张照片引发的讨论,最后申报成功吗?”戈叔亚说,“但不管申报与否,首先是要停止改造,而非用改造来做申报的条件,那假如申报不成功,不就没得救了吗?” 
　　　　昨日,龙陵县交通局通过龙陵县县委宣传部和戈叔亚联系,表明不会在松山—惠通桥老滇缅公路路面铺设柏油更不会改造成二级路面。 
　　　　罗开湖 
　　　　桥断后,同事烧了车,抱着车轮跳入江中 
　　　　在那些南洋机工中,有一些已在昆明落地生根。已经95岁的罗开湖,从马来西亚跟随第八批机工回国抗日。 
　　　　他16岁父亲去世后,跟随叔叔学会驾驶,后在叔叔的呼吁下,和两个侄子罗豫江、罗豫川一起踏上了北归之征。 
　　　　1942年5月,仰光沦陷。撤退的军队、抢运物资的货车、无数惊恐的难民统统拥挤到狭窄的滇缅公路上,局势混乱不堪。 
　　　　罗开湖担心车上的军用物资落到日本人手里,就下定决心要把车开回昆明,在经过连接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时,身后突然传来枪声,罗开湖不知发生什么事,赶忙把车停到路边。 
　　“轰”的一声巨响后,罗开湖回头望去,几丈高的水柱冲天而起,一瞬间,桥断路毁。 
　　　　不一会儿,就见怒江对岸燃起熊熊烈火,原来那是没有来得及过江的机工们,为了不把物资留给日本人,点燃汽油烧了车和物资。之后,一些机工抱着车轮,跳入滚滚江水中,他们只能看着工友们被江水吞没。 
　　　　罗开湖站在江这面,看着一些没能过江的机工,被日本人残酷杀害,有的被活埋。 
　　　　1948年,本已办好回马来西亚一切手续的罗开湖,因错过上飞机的时间,从此留在了云南,并扎根于此。 
　　　　苏荣禄 
　　　　滇缅公路上最年轻的驾驶员 
　　　　在新野采访的10位南桥机工中,85岁的苏荣禄算是如今在世的最年轻的南桥机工了。他在两岁时生母去世,被叔叔和婶母接到新加坡养育。 
　　　　苏荣禄的叔叔时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由于苏家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关系较好,叔叔后来被调到广州“永安堂”(胡文虎的药材连锁店)任经理,他也随叔叔一家到了广州。抗战爆发后,因广州战事吃紧,他被送往昆明“永安堂”。 
　　　　到昆明后,他与亲人失去联系。年仅12岁的苏荣禄便进了西南运输处给大队长当小勤务兵,从此便和南侨机工们生活、战斗在一起。1939年,他跟随大队长到缅甸腊戍接车,在腊戍一呆就是一年。 
　　　　1940年3月,西南运输处组织“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苏荣禄被调到先锋队担任保养汽车的机工。一年后,由于滇缅公路上的运输任务紧张,司机的缺口很大,他在大队长的推荐下到了运输人员训练所学习开车,不久后,他出师了, 15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式驾驶员。 
　　　　由于滇缅公路路况不好,有一次他们被拥堵在路上,刚好遇到敌机轰炸,他跳出驾驶室,卧倒在一条壕沟里。但日本飞机对车队进行狂轰乱炸,一名同事被炸后,尸体飞到他身上。等轰炸结束后,他推开尸体时发现自己满身都是血,以为自己受了伤,当时被吓得大哭。 
　　　　同事没了,可运输还得继续,他驾驶着车顶被炸塌的车辆一路艰难地行驶着…… 
　　　　抗战胜利后,苏荣禄从战车营被选调到第五军,担任军长杜聿明的私人司机,军衔至少尉副官。但因无心内战,离开部队,转道香港。 
　　　　李伟庆 
　　　　救护车侧翻,螺丝钉扎穿大腿 
　　　　“我是从印尼开着救护车回来参加抗战的。”李伟庆老人第一句就让新野遭遇一头雾水。 
　　　　原来,抗战爆发后,在印尼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以著名的医学博士柯全寿为首的侨领,组织了一个“支援中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印尼的华侨在很短时间内就筹措了一大笔救济款,购买了大量的药品、救济品和慰问品,同时还捐赠了三十多辆救护车。 
　　　　回国后,因军车紧缺,1938年8月滇缅公路建成后,李伟庆受命带着救护车队前往云南畹町,“在滇缅路上我差点就丢了性命。”老人边说边展示了腿上一个硕大的伤疤。 
　　　　1939年的夏天,正逢云南雨季,他所在的红十字车队,刚从畹町运载了一批药品到贵阳,就又接到命令抢运一批重要物资。于是不顾疲劳连续出车,一行五部车子,他当领队负责殿后。 
　　　　那时,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军事委员会规定,惠通桥只能在下午3时到第二天9时前通行。车队来到惠通桥边时,排队等通行,下午4时许,车队顺利通行,可等他把车开过惠通桥后,在一道陡坡上打滑,车子倾覆翻下山去,在距离怒江边几米处被一块大石块挡住。 
　　　　他被甩出车外后被车子压住,左腿被车底盘下的一颗螺丝钉戳穿,血流不止,当即昏迷过去。 
　　　　等他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被“钉”在车子底下,动弹不得,成群的蚊虫苍蝇则正在轮番地“轰炸”。 
　　　　因为天快黑,过往的车辆很难发现他,车队其他车子又都在前面,虽然之前约定晚上在腊勐车站集合。但等他们发现再回头找,已不知什么时候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一场大雨救了他。顶在大腿下面的那块石头在大雨冲刷下慢慢松动,他趁机用手扒开周围的泥土,最后在石头滚落后,才将左腿从螺丝钉里拔出来。 
　　　　他爬出车底不久,车队的同事提着汽灯赶到,因为自己车上装的是易爆炸的桐油。大家把汽灯灭了,摸黑将其救出。这块疤也永远地留了下来。 　　 
　　　　李亚留 
　　　　为纪念自己的滇缅岁月,给巴士取名“昆明” 
　　　　2009年新野到马拉西亚采访存世的南侨老机工时,遇到了已经93岁的李亚留老人,他是第一批回国的机工。70年前的那个小伙子早已老去,只有记忆里那掷地有声的豪言壮志依旧在回响, “拿您的血和肉去收回祖国的失地,争取民族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 
　　　　老人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在滇缅公路上抓获了一个日本间谍。有一次李亚留的车队刚行进到功果桥附近,突遇日机来轰炸,最后功果桥被炸断了,运输队只好用空汽油桶铺放在澜沧江上,搭建临时浮桥来运送物资。李亚留当时觉得奇怪,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车队的行踪都很保密,有时都是白天藏在山里,晚上才行进,日军怎么会知道呢? 
　　　　那以后,他开始留心身边每一个陌生人。有一天,一个乞丐向他讨饭,心细的李亚留一看,乞丐的双手不像讨饭的,当即把他带到宪兵部去,后来审查出来,果然是一个替日本人工作的间谍。从那以后,日本人的轰炸就失去了准星。 
　　　　缅甸沦陷后,李亚留最后一次驾车驶经滇缅公路,将车上的抗日军火还有缅甸爱国华侨安全载送到陪都重庆后,飞往印度加入了远征军,在加尔各答的机场开车运载军用物资,直至抗战结束,于1947年从印度回到沙捞越古晋。 
　　　　之后,他买了一辆小型巴士在古晋街头跑运输,为纪念那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他给巴士取名“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