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庆：广东“十二五”起步应重视五大战略问题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对于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广东来说，如何起好步，开好局，不仅事关“十二五”发展的整体势头，而且对于广东新一个三十年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为2010年，广东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标志着广东全面进入工业化后期。按照工业化进程理论来说，在这一时期应该完成三大转型：国民经济开始从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居民消费开始由日用消费品主导转型为耐用消费品主导；社会发展开始由小康社会转型为富裕型社会。进一步说，广东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象解放战争那样，开始进入“全面决战”时期。因此，广东“十二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具有重大战略转型意义的开局之年，也是真正承接上下两个“三十年”的关键一年。
为了实现开局的良好局面，广东在“十二五”起步之年，应围绕中央提出的转方式、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等基本战略，强调和重视五大战略问题，并将这些战略问题融合为新一轮大发展的总体思路。 
第一，高度重视粤商群体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为理性、科学、有战略意识的现代企业家。
过去谈“转变发展方式”，大多从技术创新、自主品牌、节能减排等角度来谈。显然，这些指标或内容不只是广东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真正要促进广东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从“粤商转型”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粤商不转，其他都是空话。可以说，粤商文化及粤商个性造就了过去三十年广东经济的辉煌，成就了“世界工厂”的神话，但随着广东经济模式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粤商文化和个性的不足，尤其是“过于低调”、“重单打独斗”、“轻战略布局”、“小富即安”等问题，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整个粤商的成长与发展，直接影响着粤商整体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假如未来“粤商”在竞争力方面“输”于浙江等商帮，那就是输在文化和个性方面。浙商的“抱团合作”、“全产业链合作”、“区域战略布局”等方面，值得粤商们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因此，全省各级政府、学界、商会、媒体等各界，有必要共同引导和推进粤商们从思想到行为进行自觉地转型升级。
总之，粤商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战略性问题，也是事关广东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广东经济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从粤商文化和个性的不足中找到根源。粤商如何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朴素务实观和经验主义的市场观，全面提升为理性、科学和有战略意识的现代企业家转型，实现粤商精神和文化的再造，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第二，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的优先顺序——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是依次递进成长的。
目前，广东各地政府和企业界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视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对服务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优先顺序却缺少深刻研究和系统认知。片面、盲目地照搬欧美国家目前的服务业发展做法，尤其是不顾国情和省情地“拉高”现代服务业的标准，对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认识混乱不清。尤其是有些地方在本地的基础服务业根本还没有得充分发育和基本发展的基础上，大搞各种类型的所谓“现代服务业”，包括创意产业、第三方物流、文化产业、现代金融业等，这和有些地方在没有任何条件下大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同一个道理。而且，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它不可能脱离相关产业的需求和基础“独立”地发展。服务业讲究产业链水平、商圈、选址、人气、消费力等一系列基本条件，不可能象建工厂那样，可以远离城市或某一消费人群而“自顾自”发展。
世界各国的服务业发展经验表明，服务业的演进和发展是有顺序的。例如，日本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顺序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大力发展零售业；60年代中后期主要发展批发业；70年代重点发展物流业；80年代重点发展新型外贸业。换言之，商贸流通业的内部各行业之间，有一种依次递进成长的关系，而不是同时同步发展的。同时，金融业、旅游业、餐饮业等都是如此。过早或过迟地促进某一服务业的发展，都将是一种失误。
从目前广东的现实情况看，由于过去三十年中，“重制造，轻服务”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各地的基础服务业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发育和健康地发展，尤其是批发、零售、物流、会展、餐饮、旅游、酒店、二手市场、保险、中介服务等，而现在又试图“略去”它们都没有充分发展这一事实，“跳过去”发展更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显然，是不利于服务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健康发展的。同样，在公路运输和陆路物流业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航空物流和海运物流，也是一种不符合物流业发展规律的做法。这些做法，都有损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出现某些所谓的现代服务业“过早老化”和“成长疲惫”的情形。总之，广东“十二五”起步的第一年，有必要重新反思这些年来在发展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某些浮躁和急躁的做法，冷静下来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从战略上布局新一轮的发展格局。
第三，高度重视广东企业的资本经营——借助“调结构”的机遇在资本经营方面要有新突破。
广东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三大经济环境变化的压力：部分产业的衰退和重组；内需的市场分割；民营资本的分散与整合。可以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广东各类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高度集中在实业（轻工制造领域）和本地（较少“走出去”），反映在资本活动中，就是绝大部分在进行实体经营，很少进行资本经营。进一步说，在全国性的几轮资本大并购中，几乎都缺少广东资本的参与。无论是股市中风起云涌的收购战，还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矿山收购、国企收购、基础设施收购中，广东资本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相反，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省区的各类资本都全国的并购重组大战中，都有较出色的表现。尤其是浙商们，不仅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收购矿山、林地等土地矿产资源，而且收购或参与全国各地的机场、港口、银行、保险等。浙商们在世界范围内收买或租赁的300万亩土地超过本省，同时800万浙商在国内外的资产总量也超过本省，从而使浙江在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中，显得十分轻松和空间巨大。
相反，广东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抱着“做好自己”的初衷，以“不差钱”为理由，埋头做实业，一心一意地搞制造，对各类并购、上市、重组等资本经营及战略布局，缺少应有的关注，从而丧失了大量的资产和资源增值与财富机会。正因为如此，尽管广东经济实力强大，但由于大量资本都分散在单个的企业中，缺少整合和运作，从而缺少整体力量。例如，“温商”与“莞商”对比，东莞的民间资本总量并不会比温州的少多少，但从资本力量来看，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原因是缺少经营，未有序地“活起来”。
所以，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希望广东全省的各类企业，借助“调结构”的机遇，在资本经营方面能有新的突破。粤东普宁一个县级市，却拥有六家上市公司，这就值得推广和学习。而广州有的上市公司上市近十年，却没有一次并购及融资活动，这就值得反思。为此，一方面，广东省内的地铁、轻轨、港口、桥梁等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如浙商们投资参股杭州湾大桥）；另一方面，大力引导和促进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尽可能组成多种形式的资本联盟或产业基金，积极参与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性收购和财富机会。
第四，高度重视内贸和外贸的一体化进程——不能停留在一两次展销会上,要有一个成熟的机制、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一定建立在发展的商贸流通业基础上。没有发达的现代流通业，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广东经济要转型，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扩内需”，都要求广东必须尽快建立打通“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弱小的流通能力”的“梗阻”，建立基于广东特色的为“广东制造”提供支撑的商贸流通渠道体系。
问题是，广东目前的内贸和外贸的分割程度比全国其他省区严重得多。无论从行政管理体制上，还是企业的运作和发展战略上，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其间的冲突、损耗和各种不相融，导致广东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类似于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那样既可以做内贸又可以做外贸的企业，在广东没有一家。更没有出现一家类似于日本综合商社式的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内外贸流通整合的大型流通企业。广东的内贸和外贸的对接，大多还停留在一二次展销会上，没有一个成熟完善的机制体系。虽然这种现实，与广东三十年来“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可分，但如果在今天重新看待“定价权”和“渠道战”的战略意义时，还不加快自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这种“滞后”的后果将会成为拖累“广东制造”最大的后褪。没有强大的商贸流通能力提供保障，“广东制造”的后劲将会减弱，所谓“广东创造”也是空中楼阁。
第五，高度重视“出省通道”的建设——广东与内地各省的交通瓶颈须尽快打通。
广东在新一轮三十年的发展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要从原来的“外需主导”逐步变成“内需主导”。扩大内需不仅是国家的战略转型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更是广东重塑发展动力和提升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过去三十年，广东建立了完善的出口服务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广东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快速有效地服务于各地的出口需要。但在与内地的交通连接上，却相对滞后。显然，这与广东扩大内需的战略是不匹配的。因为，广东要扩大内需，除了本省内部的“促消费，扩内需”外，重点应该是在国内市场上扩大“广货”的销售份额。显然，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转型，广东与内地各省的交通瓶颈就必须尽快打通，使得广东的各个出省通道就象过去的“出口通道”那样畅通。
现在，广东与海南、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的各类交通基础设施都在规划或建设之中，但显然，有些通道的“不通畅”是省市政府战略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所致。例如，广东与湖南的第二条公路通道“清连高速”连州段，就一个十多公里的路段，几年没有打通。同时，广东到广西的公路和铁路连通，至今仍然障碍重重。这种状态，相比上海与江苏、浙江以及中部各省区的交通状况，都要落后。因此，加强与周边省区的交通合作，尽快打通各个出省通道，这也是广东“十二五”期间必须全面解决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