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远未结束，新的风险不断增加

  
在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步入了基础薄弱的经济回升期，但是刺激政策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刺激政策成本过大引发全球债务激增。核心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巨额政策赤字正侵蚀着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在经济复苏与平衡财政之间如何取舍，世界各国政策陷入两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说2010年是真正考验各国政策经济智慧的关键年。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初，各经济体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几乎同步协作，但各国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2009年10月以来，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越南率先采取加息的紧缩政策，2010年伊始，中国连续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美联储也开启信贷常态化机制，三年来首次调升贴现率，将窗口贴现率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间的息差扩大50个基点，这引发全球对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的高度关注。上调贴现率应该被视为美联储信贷工具的进一步正常化，而不是对企业和家庭收紧信贷的信号，基准利率调升才是货币政策转身的标志。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大规模政策退出时机尚不成熟，动用“价格”性工具并使之真正恢复到“常态”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复苏基础不牢固。美国去年四季度GDP折年率增长5.9%，为2003拉动3.9个百分点，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0%。失业率居高不下，住宅和商业不动产市场陷入困境，经济复苏并不具可持续性，也不排除有“双底衰退”风险。欧洲央行在最新的月度报告中也表示，目前支撑本地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的一些因素只是暂时性的，鉴于欧元区内外不管是金融还是非金融领域仍在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未来欧元区经济活动可能还会受到拖累。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只会逐步也退出此前用以支撑经济和银行系统的非常规流动性措施，并不会急于上调基准利率。
2、自主性投资十分疲弱。从主要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趋势没有有效逆转。美欧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尽管比危机之初有小幅回升，但仍低于长期均值。2010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6%，比1972～2008年80.9%的历史平均水平低8.3个百分点。欧元区产能利用率为72.4%，也远低于长期均值，产出缺口依旧很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版主性投资还很疲弱，2009年美国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虽然第四季度企业投资折年率增长2.9%，但房地产投资持续低迷，折年率下滑15.4%，仍需要宽松信贷和低利率政策环境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刺激经济所引发的负向成本不断加大，风险正在向央行和政府转移。首先，在危机当中，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稳定市场和经济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央行的高杠杆率来支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危机恶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缓解银行间和货币市场紧张局势。使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构成、风险结构以及资金流动模式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以美联储为例，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的美元资金大量存放在美国金融机构，或者投资于各类债券和金融产品。金融危机后，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量美元资金从美国金融机构和一般性债券与金融产品中转出，转为存放在美联储和投资于美国国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膨胀，杠杆率不断攀升。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2215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增长了1.47倍，增加了美联储潜在的资产风险。其次，由于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峻，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债务问题将更加严重，极大地影响各个经济体的信用和融资。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公债债务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
总之，主要经济体面临着政策持续与政策退出、政策刺激与衍生风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的抉择，鉴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是“政府驱动”刺激经济的结果，一旦政府不得已而开始实施“退出策略”，经济复苏进程可能因缺乏驱动力而出现逆转，因此，未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在“退出策略”上的决策将十分谨慎。我们中国也应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