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不能“画地为牢”世界眼光谋划粤港澳

１９７９年以前，深圳和香港之间，基本是两条平行线。还在沉睡的边陲小镇和繁华的英殖民地，能扯上关系的也是诸如偷渡等一些不光彩的名词。 
　　１９７９年以后，深圳和香港之间，渐生成一张蜘蛛网。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一国两制”下愈加繁华的大都市，开始有了逐渐频繁的交流合作。
　　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在香港签署，在内地同意推出的２９项市场开放措施中，有三分之一的具体措施会在广东省“先行先试”，涉及银行、证券、海运、铁路运输、会展、公用事业、电信、法律等８个领域。
　　作为与香港对接桥头堡的深圳也由此迎来深港合作的新契机。这一兼具成本、市场、区位、科技、人才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离大纽约、大伦敦等世界级国际大都会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五大中心”将成深港合作重心
　　在ＣＥＰＡ补充协议六进一步向香港开放金融服务业之后，深港地区有望建设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产业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五个中心”也是未来深港合作的重心，“深港联动”将实现资金、货物、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
　　对比上海的“双中心”，深港地区亦将“金融中心”放在了“五大中心”之首，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张燕生对于一东一南两大金融中心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香港的金融中心已经高度国际化，有很好的基础，下一步是如何通过与深圳的大都市圈、泛珠江三角洲和内地更好地整合，如何为内地这么大的实体经济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还差得很远，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虚拟经济在美国是过度，中国是严重不足，上海的虚拟经济刚刚起步，需要继续虚拟化。”张燕生预计两个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上海将会更加国际化、虚拟化、在岸化，而深港会更加本地化、实体化、离岸化。
　　“五个中心最关键是要香港和深圳如何来共同打造，核心问题是怎么能够在香港、深圳和大珠三角之间把五个中心打造好。”张燕生坦言有很多非常难破解的问题。言及如何破解难题，他忽然“怀念”起了自己在四川干铁路的日子：“我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在成都工作过８年，建设铁路，我们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每年的７、８、９三个月，四川的三条铁路经常塌方和滑坡。可是这次提振内需，我发现光成都就准备打造１２条和周边相连的铁路。而且我发现首都机场航班最多的城市，一个是上海，另一个居然是成都。”言外之意，成都把“难于上青天”的问题都解决了，得风气之先的香港和深圳对于共同打造“五大中心”的许多问题也必将迎刃而解。
深港需联手推动泛珠三角升级
　　“我们的大海港物流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就香港和深圳的数字分开来看，好像还比新加坡低一点点，上海也发展很快，但深港两个加起来，我们就超出他们很多。”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用物流业的发展力证了半小时经济圈内深港联手的力量，我们完全有实力期待世界最大。何况深港地区还身处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板块——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之中呢？
　　泛珠三角经济区在２００３年由广东省率先提出，得到了周边省区和港、澳的积极响应，这块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近几年的区域合作，显示出其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创造了全国４５％的经济总量。这是一块诱人的土地。
　　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推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以下简称《纲要》），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毫无疑问会为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注入新能量，其构建开放新格局的思路必将为深港合作机会加码。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为借助《纲要》实施强化合作的深港地区指明了六个方向：一是积极开展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和人民币外汇延伸的交易业务；二是协助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三是建立区域性企业担保基金和代理担保机构；四是建立区域性的金融服务风险防范联动机制；五是共同发展国际物流、会展、文化和旅游业；六是联手拓展内地的服务业市场。
不同政治体制不会成为合作桎梏
　　深圳、香港地处“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不少人担心不同的政治体制会成为合作的障碍，但李惠武表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两种政治体制中找到的对接点就是市场经济。广东改革开放３０年，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处在一个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国际化带动市场化这样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因为国际化的水平在不断提升，那么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西方成功的市场化的经验。”李惠武搬出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准，而是两个制度都能用的一个手段。“如果这样的一个判断已经被证明的话，那么两种制度的衔接，就是我们向国际惯例、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去对接。”李惠武认为这并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根基，而是可以实现共赢的模式。
　　另外，李惠武认为深港合作还要加强协调机制的建立。“我们到了这个阶段，要推进合作就需要政府出面来建立一个政策平台。”他建议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一个类似于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高层联席会议制度，下面设有专职小组，定期让行政长官面对面的会谈，然后由专职小组去解决两地共同提出来要解决、要协调的问题。
　　就像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总结的一样：３０年前，香港是世界走进中国的桥头堡；３０年后，香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所以，深港合作不能“画地为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方位对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