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篇：内陆巨轮下水

地域篇·重庆 
　　要成为“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重庆还需要时间，但又不仅仅是时间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城市的道路在山间上下盘旋，高耸的大厦在车窗左右闪过。不过，出租车司机依然不屑于这个城市，“重庆就是个农民直辖市！”话里有重庆最大的现实：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元分割。
　　这无疑也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而当金融危机将东部沿海地区这架高速运转30年的引擎强行制动之际，人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投向了内陆，投向了西部，投向了重庆。
　　这座地处中国内陆深处的直辖市，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能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板？
　　西进重庆
　　谭向阳埋头，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完了两碗米饭。因为“太忙”，他习惯了这样的吃饭速度。
　　谭是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负责招商工作。两年时间里，他见了200位左右意欲投资重庆的客商。每一位客商，都绝非“一面之缘”。谭的招商成果不错。2007年招商引资额7000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亿元。谭向阳保守估计2009年这个数字变成5亿没有问题，“一家大型物流公司5亿元的投资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谭向阳“哗哗”地翻前一天的《永川日报》，指着“拉法基永川生产线已投入800多万建设”的大标题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他前后花了几年时间谈成。项目一期投资达7亿元、年产能力150万吨。事实上，拉法基旗下的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2005年正式在重庆成立。此后3年，旗下五家工厂先后布局于重庆市的南岸区、江津区、合川区、涪陵区及九龙坡区。
　　同在2月17日，海螺水泥(35.94,0.53,1.50%)召开股东大会。会后，执行董事郭景彬据实告诉股东，“现在东部市场偏弱。最差的区域仍然是浙江，本周仍有61条生产线停产，其次是苏南地区。中部市场较好。对于2009年即将实质性进入的川渝等市场，现在情况非常好。”此前，海螺水泥刚刚通过了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超过12亿元的资金投向公司位于重庆等地的生产线项目。
　　3月10日，冀东水泥(14.20,0.05,0.35%)发布公告称，拟与重庆金桥合资设立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投资总额8.5亿元。投产后，形成年产300万吨水泥的产能。保守计算，公司将增加超过12亿元的年销售收入。一年前，冀东水泥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营业收入还是零。
　　水泥建材行业世界及中国的巨头，就在近两三年时间里，先后落子重庆，布局西南。四处弥散的商战硝烟一如山城的雾。
　　电子信息产业也在上演“西进重庆”的好戏。2005年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成立之初，被称“土豆地里种芯片”，不料茂德科技、电科、IBM、惠普等众多国内外IT电子产业巨头真的落户。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未来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还将有2000多亿元投资。比水泥建材以及电子信息企业早一两年时间里，海尔、美的、格力一批家电制造商，以及雅戈尔(10.04,0.26,2.66%)、杉杉西服、奥康一批轻工产品制造商，更是早已在重庆完成了它们的产业布局。
　　“最初，电子类公司是在重庆设分公司，主要做商贸。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且物流成本也比较低，最后决定建厂。通过建厂，可以辐射整个西南地区。”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解释一个产业何以在重庆无中生有。
　　这里已成为台商转移的新热土。江苏昆山大大小小的台资企业，陆续投资重庆。除了重庆作为昔日的“陪都”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亲和力外，台商也有自己更为直接和现实的考虑：重庆将建设11条铁路通向全国、12天就能贯通电子信息产品主要市场的欧洲，比内地沿海城市海运时间缩短了10天左右。重庆还有中国内地惟一的“水路+航空”的保税区。
　　［回乡创业］
　　菜花尽头的连锁鞋城
　　17年前，罗玉东初中毕业，外出打工。17年后，因金融危机返乡。人生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罗老板”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菜花尽头的“鞋城”
　　2月17日下午，记者从重庆市区一个多小时到永川，再从永川城区穿过无数山梁——沿途梯田上的菜花黄了——到达陈食镇。“江豚鞋城”写在门楣上，叫“鞋城”，却也只是小镇主街上的一间鞋店。鞋店是返乡农民工罗玉东今年元旦在川渝地区正式营业的8家连锁店中的一家。
　　17年前，罗玉东初中毕业，因在家务农“没意思”，外出打工。17年后，因遭遇金融危机，回乡创业。人生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罗老板”。
　　“江豚鞋城”若搁在重庆解放碑是极不起眼的，即使在永川南大街上也只能是很普通的鞋店，但在陈食镇，它看上去很气派——镇上惟一一家很有城市气息的店——透明的玻璃门面，站街道上，就能看见店里浅黄色的鞋柜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鞋，以及和城里鞋店一模一样的可以坐着试鞋的舒服的红色长凳。鞋店里还安了电脑，甚至电脑里的管理软件也和城里一二线品牌专卖店的一模一样。
　　店里的鞋都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三、四线品牌。店主郭洪远举起一双鞋，“这双鞋打完折后，我们才卖90元。”
　　店主郭洪远是罗玉东同学的外甥，店员是他的女朋友。去年10月份，郭决定加盟江豚鞋城。鞋店装修花了40000元，房租第一年7500元。这一天他们在小镇上卖了10双鞋，销售额1500元左右。过年、赶集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能达到三四千元。“上个月，我们拿销售额20%的提成，赚了8000多元。”郭洪远算了一下，今年他就可以赚回全部的投资成本了。
　　“罗老板，明天是周二，你又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招工了。”李祖维提醒罗玉东。李是永川就业局的工作人员。罗玉东想找几个拓展员——“最好是大学生，能说得清我们的模式。”现在罗自己一个人在跑江豚鞋城在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加盟商。
　　不过，罗玉东不肯叫“加盟商”，他自己创了一个叫做“业主”的词——“我们类似股份制，不收加盟费。装修、房租业主自己出资。我们在每个店投入30万元铺货。货不要业主(预付)一分钱。店里工人工资也是我们出。业主自己卖鞋的话，我们也给工资。最后，业主拿销售额的20%，我们拿销售额的80%。”
　　罗玉东招商条件的优厚有自己的道理。当年和罗一起外出打工的二姐，在晋江开了外贸鞋厂，外贸生意不好，鞋就拿给弟弟在老家销售了。同时罗玉东在中国两个制鞋重镇——东莞以及晋江浸淫多年，认识了很多三、四线品牌的鞋企老板，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
　　2008年的最后4个月，罗玉东在谈了几十潜在加盟商后，终于找到了8个加盟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鞋店都开在了菜花的尽头。
　　从打工仔到罗老板
　　山城二月，嘉陵江畔白玉兰花开。
　　“要的、要的。”罗玉东已经放弃了他在珠三角、长三角说了17年的、被调侃为依然带着火锅味的普通话，重新操起了地道的重庆方言，只是开车还需要老同学指路才辨得清方向。毕竟重回故乡才五个半月。
　　罗玉东的打工生涯和中国2亿农民工并无太多差别。17年前到广州找工作，有睡在马路上、三天三夜没能吃上一顿饭的经历；在广东江门鞋厂做裁剪工，有连续加班两天两夜，最后累得在洗手间睡过去的经历。工资1000多元一个月；在福建晋江一家刚创业的鞋模厂当司机，只有一台车，又要跑业务，又要买东西，又要送货……有时干到晚上两三点，早晨五六点又起。工资2000多元一个月，过年的时候，再拿一个一两千元的红包。
　　不过到2005年，罗玉东终于积攒了五六万元，在晋江开了一家给鞋模厂做配套的洗铣厂。此后，又先后独资或者与人合伙开了同样是给鞋模厂做配套的人造木厂、镀镍厂、咬花厂、CNC加工厂。工厂最多的二十来个人，最少的三四个人。5家工厂加起来一年的营业收入也不过百万元。相对于规模企业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打工仔而言，够生活了。
　　人初定，风波又起。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罗玉东就感觉账不好收，“不好做，后面越来越累。我们和那些大工厂接触很多，他们的账难收，我们的账就更难收。我们给他们做五万(的活)，他们只给五千，还要自己贴腰包去做……”
　　9月1日，罗玉东关了洗铣厂和CNC加工厂(罗说2008年晋江1/3的工厂关停了，关停的都是他那样的小厂)，余下的三家小厂交给小舅子照看。他和妻子离开了那个被称“中国鞋都”的地方回到重庆。最初想在重庆市区、县城经营鞋店，却发现李宁、安踏、特步等一、二线品牌的专卖店，早已经把主要的商业街挤爆了。“竞争激烈、压力大。”于是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到乡镇开鞋城。“开连锁店的成本低，并且消费能力也很好。”
　　罗玉东还是农民工那种相当沉默的性格，如果你不提问，他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有谈到自己的江豚鞋城，罗玉东可以滔滔不绝——
　　“乡镇毕竟离市区很远。(到市区)还要花几块钱坐车。而我们是厂家直接放鞋到店里，减少了一笔(代理)费用。市县150元(一双)，我们这里100元就可以买到了，他为什么要跑到市里去买？”
　　“我们有运动鞋、皮鞋、童鞋……一家老老少少过来的话，都可以把鞋子买到。如果一个镇七八万人口，1/3的人一年在你这里买一双鞋的话，就很可观。事实上，他没有太多选择，这个镇上就一家鞋城。”
　　在路上
　　2009年春节过后，重庆350万返乡农民工中，50万选择了留在重庆不再外出打工。这50万人中，又有10万人和罗玉东做了一样的选择，自己创业。
　　作为曾经的农民工，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极为有限。除了面对自身的资金局限外，他们还需要面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真实的创业环境。罗玉东也想过贷款。“市里要贷款的话，需要同一个人姓名的两个房产证，或者公务员担保。我们有两套房，但是一套户名是我妈的，一套户名是我自己的。别人又不会给你担保，所以你肯定是贷不出的。”资金方面，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愿晋江那些欠款能够收回。当然，即使在晋江，他也一样贷不到款。
　　不过无可否认，比之晋江，重庆的物流不便。“重庆大的好的标准化的物流公司还很少。在晋江，如果外省运过来的(货)，我们说你运到哪里哪里，他们(物流公司)都会直接运过来，而在这里就不行。他们非要运到他们货运站去，有的甚至还是运到重庆的，还要自己去运回来。”罗玉东计算在重庆一双鞋的物流成本比晋江至少要贵5毛钱。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比物流更不能承受的是税收之重。“我们在四川安岳县也有一家店，店里收税要收营业额的3%。如果卖了5000元的话，就要交150元的税。这个太高了。我们招商时候，肯定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罗玉东并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只是说到税收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下。
　　2009年重庆将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建10个农民工创业园，据说园区还将提供贷款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不过，罗玉东的连锁鞋城并不在园区之内，能不能享受相关政策，一切都是未知。区就业局倒是提醒罗玉东，可以去上区里免费的“SYB(START YOUR BUSINESS)”创业培训课程。不过罗玉东已经忙得没有时间。
　　在外打工的17年，每年清明，罗玉东都会回老家重庆永川大安镇，今年及此后，他将再不用千里迢迢地归乡。“只要我回来，肯定是不会回去了。也想在这个地方搞点事业，毕竟是家乡，要比外面好多了。”返身归来的故乡并不是天堂，否则不会离开那么久，只是罗玉东怀着希望——
　　“现在都愿意搞(加盟)。关键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这个模式坚持下去，把一些品牌引进来。安踏、特步，也都走到乡镇来了，有的镇甚至还有了耐克、阿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愿意穿好鞋。到了我们有50家、100家店的时候，像快节奏等一些还不是特别知名的品牌，肯定想进我们店。我们卖得好、全国连锁了，那些鞋厂都会争先恐后的找我们。我们收他们的入场费，一个款式50元，或者一个颜色50元。赚这笔钱就够了。我想做成鞋类的国美或者苏宁。我们最开始的眼光就是根据他们来的。”
　　［市长访谈］
　　重庆凭什么起飞？
　　—— 专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杜亮
　　《中国企业家》：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企业重庆”的概念。请问在打造“企业重庆”上，您有哪些具体想法？
　　黄奇帆：“企业重庆”有三层内涵：一是重庆的企业在规模上要有一批中国500强甚至世界500强的大集团；二是重庆企业家要在全国企业界有影响力，能够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大有作为；三是重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品牌让天下人都比较熟悉，喜欢。
　　打造“企业重庆”这张名片，重庆已有较好基础，比如长安、力帆等企业，在国内知名度很高，但总体来说这张名片还不够响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下一步，我们将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合等措施重点打造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争取到2012年，重庆本土出现一批销售收入上百亿、几百亿元的企业，让更多的重庆企业进入中国500强，长安集团、重庆化医控股这两家年销售收入达千亿元的企业尽可能跻身世界500强行列。第二，提高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争取到2012年，工业企业研发费占工业销售值的比重达到3%，新产品产值率达到40%以上，形成一大批享誉全国、世界知名的优质品牌。第三，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家。企业家资源既是企业的生产力，也是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一流企业离不开一流企业家的领导，一流城市也离不开一流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将创造条件努力提升重庆企业家队伍的战略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对出资人的忠诚意识和道德风险意识，提高企业家的知名度、影响力、社会责任感，为企业后备干部提供广阔的创业和成长空间。
　　《中国企业家》：您被誉为“金融市长”，而金融业的本质是运用杠杆的一个过程。您认为，撬动重庆的发展有几大杠杆？
　　黄奇帆：重庆有城镇化和工业化两大动力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两大杠杆。过去几年，重庆市政府组建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简称“八大投”)，赋予全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重任，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向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式转变，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八大投”融资平台的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作用。2002年以来，“八大投”在全市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城市道路桥梁、自来水厂等公共设施建设中，累计投资1800多亿元，平均每年300多亿元，全市每年75%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都是“八大投”来完成的。
　　第二，融资平台作用。“八大投”通过银行融资、债券融资等市场化运作，替代了财政借债的功能。同时，也是开发性贷款的融资平台。国开行的上万亿元长期贷款，都是跟各省财政厅签的，只有在重庆的六七百亿元贷款是跟“八大投”直接签的。
　　第三，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003年开始，“八大投”收购20多栋烂尾楼，带动重庆120栋烂尾楼的处置消化。
　　四是金融创新。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组建渝富公司，并赋予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对困难工商企业坏账进行债务重组。比如，2004年渝富公司用30亿元把重庆1000多个企业过去十几年在工商银行(3.99,0.22,5.84%)积累的坏账157亿元打包买断，再由渝富公司向这些企业催债。这样，不但银行收回了一笔资金，企业信用得到改善，也避免了职工下岗，一举三得。第二个功能是土地重组。比如，一个即将破产的企业，除了一块地一无所有，只有将这块地卖掉才能安置职工，但如果职工没有安置，法院就不能宣布企业破产，法院不宣布破产就不能卖这个地。这种情况下，渝富公司就出来“解套”，即先出一笔钱安置职工，等法院宣布企业破产后再把地卖掉，然后把钱收回。企业搬迁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三个功能是资产重组。重组对象包括西南证券(13.98,0.98,7.54%)、重庆银行、农信社、重庆实业、ST东源、重汽等。
　　除了利用渝富公司进行的金融创新外，我们最近一两年大力发展小额贷款、担保、金融租赁、信托、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非银行法人金融机构，作为对传统“银证保”金融体系的补充，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已批准了52家，资本金总额达41亿元，今年将再审批30家，形成200亿—300亿元的融资能力；担保公司达到84家，注册资本85亿元，今年争取资本金达到100亿元，担保能力达到800亿元；成立了一家50亿元规模的私募基金，力争今年内再成立2-3家，达到200亿元规模。另外，重庆正在筹建改组3家融资租赁公司、3支各10亿元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公司融资能力也有200多亿元。今年力争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融资600亿元左右。
　　《中国企业家》：您是上世纪浦东开发的参与者，7年前又来到地处内陆的重庆。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高度，您如何理解沿海发展和内陆发展的时空转换？
　　黄奇帆：从沿海到内陆发展的时空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经济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达70%，主要表现在沿海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内陆的对外依存度是很低的。像重庆，只有13%。经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将进入“内需立国”时代。这是重庆面临的巨大历史机遇。
　　世界上有两个内需立国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能够在独立后100年就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与他们的中西部大开发、大投入是分不开的。着眼于激活中国内陆潜在需求、激活广大农村市场、启动城乡统筹的“内需立国”之路，会使沿海受益，内陆受益，全中国都受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陆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也许正是从现在起，中国将开启一个地区差距逐渐缩小的时代。
　　《中国企业家》：重庆在“内需立国”的过程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黄奇帆：改革开放成就了上海、北京、广东等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内陆发展过程也会成就一批大城市的崛起。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500公里半径内有3亿人口，是最具代表性的内陆区域。重庆去年GDP增长14.3%，高于全国5个多百分点。国务院今年的3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对重庆的“黄金”定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对重庆是挑战但更是机遇。重庆将在这一过程中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的步伐。
　重庆的两大“发动机” 
　　城镇化。按照新一轮城乡总体规划，到2020年，重庆主城区会成为面积1000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的国际大都市，全市城镇化率从现在的50%提高到70%。
　　工业化。近五年重庆计划累计投资9000亿元，重点打造“ 6+1”产业基地，即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加工、电子信息、能源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都市工业基地；打造集成电路、软件服务外包、信息家电、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材料、装备制造以及汽车和通机等九大新兴产业集群。
　　(《中国企业家》根据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专访素材整理)
　　重庆崛起的六大优势
　　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越。重庆是我国西部体系最完备、功能最强大的综合交通枢纽。未来四五年内，将有8条高速复线铁路、8条高速公路通向全国。长江航运到2012年集装箱实际吞吐量预计超过200万箱。重庆机场规划了4条跑道，目标是成为国家西部门户机场。
　　大工业基础雄厚，大城市服务功能强大。重庆产业基础雄厚，行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低，保障有力。目前，重庆平均地价在东部的40%以下，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在东部的60%以下，劳动力成本是东部的65%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相当于东部的50—60%。
　　人力资源素质较高，供应充分。重庆有57所高校，近400所职业院校，近1000所各类科研开发机构，人才总量近200万人。重庆各类劳动力储备和供应相对充裕，全市常住人口2800多万，有800万左右农民工，加上四川、贵州等地来渝务工人员，能够保障各类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需求。
　　融资环境宽松。重庆正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现在是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金融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银行不良贷款率2.5%，排全国第四。除传统的“银证保”金融机构之外，重庆有80多家担保公司、52家小额贷款公司。
　　财税政策优惠。重庆是内陆优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西部优惠政策、三峡库区特殊政策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相互叠加。鼓励类产业一律执行企业所得税率15%政策，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0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家》根据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专访素材整理)
　　台商如此，内地企业家更不落后。蔡正法，浙江台州温岭商人。从台州“移民”重庆有一年时间。
　　2006年下半年，得知巫溪县在搞产业园，园区内可以享受三峡库区的优惠政策，蔡正法即刻过来考察。2008年2月，隆锦集团在重庆正式成立，蔡正法出任董事总经理，主要产品是彩钢板、彩铝板，“今年6月投产，产值可达5亿元左右。明年可达10个亿。”
　　“公司原来在台州生产，再往全国销售。现在在重庆生产，然后销往大西南地区，物流成本可节省400元/吨。这里天然气比较充足，台州那边比较少——能源也能节省400元/吨。”蔡正法给记者计算，“包括物流、能源水电气、各种优惠政策——用工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吨产品可以节省成本1000元左右。在台州我们的利润率在10%左右，在这里可以达到15%左右。”这样算的时候，这位原本瘦小而不苟言笑的商人，笑了。
　　“更好的是用工问题，台州用工比较难，在这里招工比较方便。按三峡库区政策，我们用人，政府帮我们培训好；如果由我们自己培训的话，每人补贴200元；如果用三峡库区的农民工，政府连续三年每人每年出2000元，还有住房补贴。”
　　“现在沿海用工、土地、能源都紧张。大西南的优势是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商机，环境也相对比较宽一点。”在台州工业用地价格在60—100万元/亩，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工业用地价格基本在10万元/亩左右，甚至更低。也因此，隆锦集团在重庆除了彩钢板生产外，又扩展了多个项目。“我们用3000万收购了巫溪药厂，还准备在巫溪投入1.5亿元，开发大官山旅游项目，同时投资4亿元，建多晶硅项目。”项目多，投入资金比较大，不过蔡正法不是特别担心，“贷款，中央对库区专门有一笔基金，总额在200个亿，同时政府对贷款贴息85%。”
　　“以前，是我们出去找投资商，像大海里捞针，现在是投资商找我们，是大海里捞鱼。”谭向阳有些得意。
　　大势将向
　　“落子重庆”，是因为看到了重庆诱人的条件和基础。
　　“‘三线’建设打下了产业基础，重庆比河南、湖南产业基础要好；真正城乡统筹后，重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中心。一小时重庆，二小时贵阳，三小时昆明，四小时兰州，五小时武汉，六小时广州，七小时北京，八小时上海；我们的体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作为基层招商工作人员，谭向阳渐渐知道什么是投资者真正在乎的。“重庆是直辖市直接管下面的县。行政公务成本，全国是57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重庆是35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国家给的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的政策也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
　　曾经参与浦东开发的黄奇帆，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来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已经7年。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认为，重庆对于工商资本确实是有吸引力的：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越，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财税政策优惠。
　　“所得税政策比别人好，再加上国务院3号文件——145条专门针对重庆的政策，对重庆下一步发展是很大的机遇。只要重庆抓住机遇，把配套设施、配套环境做一做——把高速公路的收费全部取消，再把长江航运航道做好——那就非常好了。”来自长安汽车(7.60,0.09,1.20%)的尹家绪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语气轻松。
　　2008年底，已经享有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以及三峡市库区政策的重庆，又有了中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黄奇帆透露，2009年，寸滩保税港将进入封关运作。其保税功能和上海洋山港的保税功能完全一致。
　　还有更大的利好。“《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让我们‘认真研究设立两江新区问题’。我估计今年就可以批下来。”李勇说。重庆坊间传闻，“两江新区”将是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的中国第三个特区，规划面积900多平方公里。
　　尽管一切还不确实，重庆在政策面不断向好是不争的事实。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把沿海的对外开放叫做“海洋战略”，把西部的开发开放称为“内陆战略”，认为“中国需要从过去单一的沿海战略，走向沿海战略与内陆战略的结合。”
　　“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不足之处，对发达国家依托太大。印度10亿人口，东南亚4亿人口，14亿人口占了世界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连通东南亚和南亚，就约等于打开另一个中国市场。从缅甸到重庆，比到上海、宁波港口近1200公里，同时绕过了马六甲海峡。如果重庆到上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修通，重庆到兰州、昆明的铁路修通，重庆就会成为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相结合的部位。”
　　“重庆的两江新区看起来是个小事，但如果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就是一个大事。”廖元和把重庆的寸滩保税区和将来两江新区的设立，视作国家战略调整的序幕。
　　负重起锚
　　2月17日，早春的雨淋湿了山城。车行驶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控规面积11.7平方公里的重庆凤凰湖工业园区内，可见建成投产的企业屈指可数，与记者见到的珠三角、长三角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内的工厂林业、厂房密集的景象迥然有别。微风细雨里，所见更多的是民工们仍在建设中的厂房和已经平整过的一望无边的空地。园区领导办公室空无一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园区还有很大的吸引投资的空间——他们出去招商了。
　　分布在重庆8.2万平方千米土地上，大大小小的48个工业园区，多数和凤凰湖工业园区相似——年轻、新鲜，虚位以待更多的外埠企业入驻。
　　要成为《纽约时报》所预言的“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重庆还需要时间，但又不仅仅是时间。
　　“十年前，我到重庆，那个时候重庆最普遍的矛盾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下岗工人爱‘散步’。十年后，失地农民与开发商的矛盾变成了社会普遍矛盾，不断有农民反映问题。”在渝十年的新华社驻重庆记者徐旭忠感慨。
　　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后滞留重庆的50万农民工、百万三峡移民中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乡生活的回流移民，正徘徊踌躇于街头田间。农民，是重庆勃勃雄心背后的现实之痒。
　　国务院3号文，固然鼓励重庆在城乡统筹问题上大胆改革实验，然而重庆基层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做了一些城乡统筹的尝试，但是不成功。比如农民集中居住问题，农民集中居住的房子售价多少？农民能不能承受？有的人干，有的人不干，毕竟是要农民自己掏钱的事。并且，农村退出来的一些地，可能没有基础条件，缺少水电气，没有办法搞工业。”曾经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庆土交所”目前运转搁浅，正是“统筹”难题的现实反映。
　　“现在一说城乡统筹就是土地流转。城乡统筹需要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进入农村。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鼓励，否则不可能。”廖元和认为城乡统筹还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可行的政策。
　　尹家绪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重庆中心城市非常发达，跟北京、上海都可以比，但农村穷得很，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地区也有。三千万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口在主城区。要转型光靠农业不行，重点要在工业上好好发展。希望在工业，但是难点也在工业，如何做好有非常大的困难。”
　　廖元和认为，重庆“电也好、气也好、水也好、劳动力也好，价格都比沿海低，但是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降低，自然有产业转移过来。”同时，市场的活跃，也有赖于重庆投资环境的改善。谭向阳总结，选择离开的客商，“不是因为产业找不到配套，就是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重庆“八大投”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
　　还有，即使各种政策优惠能够形成“洼地效应”，仅仅重庆“孤岛式”发展也是不够的——既不能从周边引来资金、人才，也不能辐射开来。
　　“现在有人把重庆称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今年“两会”上，《中国企业家》问参与国务院3号文起草工作的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杨否认。“重庆GDP只占全国的1.6%，不到1.7%。与周边省份的经济没连起来。长三角，上海之外还有苏、浙城市群，环渤海地区是指京津冀三地。西部大开发十年，应该有一个中国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应该在城市群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具体说是重庆城市圈、成都城市圈加关中城市圈——西部川陕渝一个西三角。”
　　然而，打造西三角、成渝合作并非易事。“巴蜀之斗、成渝之争”，绵延千年。当下它们争夺的是区域经济中心的“老大”地位。有此地位，可享受更多国家政策资源。“四川现在往德阳、陕西走，我们在往下江、湖北发展，越走越远，背道而驰。”李勇对“西三角”的聚合不力，忧心忡忡。2008年，一个关于成渝两地如何合作的论坛上，他发表演讲称：成都不要做大的城市物流，重庆也不要，把物流基础设施共同布局在遂宁——渝遂高速路刚好在成渝之间的中间，离重庆一个小时，离成都一个小时。遂宁可以成为“成渝第三城”。李勇想藉此让重庆和成都的手拉在一起 ，不料，两面不讨好，“成都人也骂，重庆人也骂。”
　　在廖元和看来，重庆固然开启了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序幕，不过“并没有完全执行，更不是高潮”。
　　重庆，这艘内河的巨轮，虽已徐徐启航，前路却也依然漫长。
　　(本刊记者马吉英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