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联合起来”能否实现

“东亚联合起来”能否实现 
　　◎　程亚文　国际问题学者
　　东亚国家间本就存在的共同性能不能再进一步提炼为“共同体”？人们目前对此多持悲观态度。这并不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人们对邱吉尔所说的“欧洲联合起来”，一样满腹狐疑。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从学术和舆论层面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早已有之，如今鸠山政府旧话重提，对此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情衷，应当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信号，有利于在东亚世界累积或建立起更多共同性。今天的世界所普遍缺乏的，恰恰是国族交往间的公共品，近年来为人谈论较多的核武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或金融危机等等，皆是公共品短缺的表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世界政府，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美好畅想都只是徒劳无益的空想，没有现实意义。不过，如果任何国家都百分之百地固执于现实主义，而不能在坚持国族主体性的同时又对主权国家架构有所超越，国与国之间就始终有陷于冰冷的霍布斯世界的危险。
　　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或者空泛无边的国际主义，对国家或“国际”前程来说都是大忌，都容易酿成激烈的现实冲突。对应于东亚世界脱离殖民体系不久、民族国家建设时间不长的现实，比较可行的选择乃是开放的国家主义和务实的国际主义。开放的国家主义意味着要承认和接纳“他者”，将“他者”纳入自身国家利益考量的有机环节；务实的国际主义意味着要尊重国家主权的长期现实性，所有关于国族间公共生活的宏大构想都不能明显偏离“国家”这个中心。这样的国家主义多了一点“理想”色彩，但毕竟对刻板固执的国家和主权原则又有所突破；这样的国际主义也许“保守”了点，可是也因为不太激进而相对容易在现实层面进行操作。彻底的国家主义容易深陷历史宿命，使国家间永存戒备而无法开拓出真正的共识；激进的国际主义则漫无边际，又会在现实的盘根错节面前高高飞起重重摔下。
　　中国是一个在哲学思想上有“世界”思维的国度，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打通了由个体到世界的联系途径，在“国家”的基础上想象“世界”是一种文化习惯。新世纪以来所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实际上就是传统“协和万邦”观念的现代化。而现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日本民主党所着力宣扬的“东亚共同体”概念，同样是晚近以来日本政治思潮中的重要一种，其源头乃是19世纪50年代“黑船”事件发生后在日本生发的亚洲同体意识，而其20世纪上半叶的变体“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对这种原本强调自由平等观念进行了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改造。
　　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普遍获得显著经济和社会发展，东亚不再是某一个强势国家一枝独秀后，往“东亚共同体”里塞进霸权内容的时代已成过去。在此阶段，东亚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两张面孔或悖论式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对自身独立、领土完整和历史认同特别敏感，国家意识及传统主权观念都极其之强，以前一直被掩盖的领土主权、历史问题和资源争夺等等，非常容易演变为激烈的争端。另一方面，在政治独立、经济获得较好发展后，对超越既定民族国家框架的更大空间共同体生活想象，也越来越活跃。仅以中日韩三国来论，在相互之间纠纷不断的同时，三国间在通信、医疗、投资、商务、物流、能源、环保、海上搜救、灾害管理、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又达成了密切合作协议或逐渐形成“亚洲”标准。以这三个国家为单位组织的围棋赛和足球赛，也每年都在进行。在诸多事情上，这三个国家动辄被自然而然视为一个基本国际单位而展开活动，它不能不说反映了在固有地缘下，三个国家的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感觉。在这个感觉中，东北亚世界具有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共同性和一体性。这种基于特定地缘的共同性，与一般而言的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有重叠，但又有明显分别。
　　东亚国家间本就存在的共同性能不能再进一步提炼为“共同体”？人们目前对此多持悲观态度。这并不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人们对邱吉尔所说的“欧洲联合起来”，一样满腹狐疑。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提防之心深重，就连国家主义者戴高乐，一开始也对欧洲共同体之类的想法嗤之以鼻，直到后来才转变过来，成为欧洲联合的大力支持者。可以想见，东亚要走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的步调，尚需艰苦努力。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原点 
　　◎　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
　　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 N 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 ountC oudenhove-K 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 PU，E uropean Parliam entaryU 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 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 A的传承，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 C SC )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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