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如何破题？

 服务业发展要“对症下药”，着力在深化改革、开放市场、要素保障、资源整合等方面有所建树 
    美国经济学家夏普曾在《服务经济在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水泥’”。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随着国民经济这座大厦的规模膨胀和结构日趋复杂，构建大厦中“水泥”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提高。正如“后工业社会”理论始创者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所指出的，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生产与消费将从以物质产品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服务业维系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尤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浙江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加快发展服务业可谓正当其时。尤其是在现今形势下，生产成本不断高企、资源环境日益紧张，以及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外需市场不容乐观，浙江更应该将生产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以此推动工业结构从橄榄型向哑铃型转变，走上新型工业化之路。 
    然而，从近年的发展来看，浙江服务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无论是总量还是层次，都略显滞后。就是浙江“十一五”规划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45％”这一指标，观其趋势，能否实现依然堪忧。因为2007年该指标为40.35％，仅比2006年上升了0.15个百分点。可加以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目前全世界的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超过60％，主要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 
    为何服务业发展久久不能破题？在浙江，近年来发展服务业虽得到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如200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7年发布了《2007年浙江省服务业工作要点及部门分工》，相应的政策和财力投入也在增多，但现实中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具体来看，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制机制的制约。种种行业垄断与各种保护性规制约束，使服务业发展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一些地方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和积极性近年虽在不断提高，但囿于行业垄断管制，约束了手脚。而很多行业准入门槛和对外开放的控制权又在于国家，地方即使有开放之心，却无相应的“尚方宝剑”。二是要素投入的制约。目前服务业在土地供应和水电气价格还存在明显的政策性歧视，在资金、税收政策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支持。此外，相应的现代服务业人才也颇为短缺。三是领导观念的制约。发展服务业难度颇大而见效甚缓，政绩较难显现，急功近利者和沽名钓誉者往往热衷于发展工业，甚至在资源环境成本均已得不偿失时仍“痴”心不改。 
    既然问题已经看清，那就可对症下药。浙江破解服务业发展难题，关键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首先是改革先行、市场开放。考虑到一些服务行业涉及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全国层面的全面改革开放尚需假以时日。浙江不想贻误发展时机，就应该提出服务业发展体制改革试点的要求，率先实现突破。重点是消除服务业发展中的准入门槛障碍、歧视性政策限制、不合理行政性垄断规定。鼓励民资和外资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连锁、信息技术、软件及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并推进服务价格和服务收费改革，将可实行市场化运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剥离，完善服务业价格管理体制。 
    其次是加大投入、要素保障。应整合财政预算内外资金，支持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加大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力度。加强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的投资示范引导，吸引更多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对服务业企业在用地、用水、用电、价格等方面，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和鼓励服务业发展的要求，尽快实行与工业企业同等待遇，并及时研究出台相应配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第三是合理规划、整合资源。围绕产业集群构建区域生产性服务体系，通过科学规划，既立足本地产业集群，又不囿于单个集群和行政区域，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形成既便捷又高效的服务体系。省内主要中心城市将现代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建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通过规划布局和政策支持，引导和鼓励金融保险、现代物流、软件外包、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和企业总部等集聚发展，规划建设一批创意产业园、服务外包基地、总部经济区、中央商务区等空间载体。 
    最后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通过改进绩效考核办法和财税体制改革，激励地方政府将服务业发展工作摆在更突出的位置。通过完善行业规章和制度建设，引导政府对服务业微观管理转移到搭建服务业发展平台、维护市场秩序等经营环境改善上来，营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柳博隽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