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上海劳资较量

后劳动合同法时代的沪上 
上海产业结构较为良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代工企业早已被“挤出”，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但半停工、降薪、裁员这些冷嗖嗖的字眼还是不胫而走，让工薪族寒意刺骨。经济危机下，各种劳动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随之涌现，一场后劳动合同时代的劳资较量已经拉开序幕。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一家制作光盘的合资企业，下午时分，几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仍在宿舍买醉。从10月份开始，数十个上半年才招进来的小伙子每周只要工作三天。公司上半年引进了一条新流水线，不料，下半年公司订单骤降，引进的流水线很快闲置，小伙子们也不得不变相“闲置”，“充实”到人手已满的旧流水线上。原先说好的2000元工资，现在只剩1000元，小伙子们心里都清楚，“就等合同期满走人”。 
裁员风波席卷白领 
在上海的另一角，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中型餐馆里，晚上黄金时段，也只稀稀落落地坐着几桌食客。服务员显得有些富余，三三两两聚拢聊天。这家餐馆还附带经营经济型旅馆，9时许，财务经理赵先生准备下班，顺道折至旅馆前台，询问今晚的客房率。情况不佳，95个房间，仅住满55间。赵先生摇了摇头：“过去的客房率要百分之八九十呢。没准老板要裁员了。” 
上海市总工会主席陈豪已经感受到了逼人的寒意，在11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陈豪发出了清晰的预警信号：“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上海工会对当前的形势，以及随之出现的各种劳动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有足够的、清醒的、深刻的认识。” 
早在10月初，一份列举了22家跨国企业、40家国内大中型企业、116家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大裁员第一波”企业名单，便通过各大公司的企业邮箱在京沪白领间广泛传播。戴尔、雅虎、eBay、大众汽车这样的国际知名公司，以及智联招聘、东方航空、中原地产、波导、土豆网等国内知名企业赫然在列。尽管相当部分“上榜”企业驳斥了裁员传闻，然而，不少白领还是颇为心惊地感觉到，失业的已不仅仅是因工厂倒闭而骤显富余的民工，自己手中的饭碗也开始有了摇摇欲坠之虞。 
白领们的忧虑并非捕风捉影。一位就职于上海通用的白领说，9月以来，他确切知道裁员的跨国公司“不下10家”，通过减车贴、严格报销程序等方法变相降薪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白领们平日社交谈论最多的话题都变成了工作，“大家开始担心自己的薪水哪天也会降低，工作也会突然不保。” 
隐晦的“过冬”之策 
寒意正无可阻挡地渗入到各个行业。金融危机下，一些原先独领风骚的“领头”企业也不得“勒紧裤带”，通过开源节流过日子。　 
国内钢铁企业“大佬”宝钢，在全球金融危机、铁矿石涨价、订单减少、钢材市场持续急速下跌等众多因素下，“碰到了建厂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日前宝钢传出消息，对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只发放60%的工资，而这只是全面降薪的前奏。“今年我们年终奖可能拿不到了，连原先许诺给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计划也宣布被取消了。”一位宝钢的普通员工颇为沮丧。 
目前，宝钢已经有79亿项目停工，进度款停止支付。同时，一项计划在2010年才完成的技改项目被搁置，总投资为11.18亿元、工期为2008年的“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线材制品项目”也被暂时叫停。 
上海大众也传出消息，自12月中下旬到明年1月初，将停止整车生产半个月。对外的公开说法是此举并非“停产”，“而是为了补偿上半年加班的员工，并完成前期由于产能紧张而推迟的生产线改造和设备维修，于12月底开始安排员工轮休。” 
与赤裸裸的降薪相较，减少年终双薪、红包，裁撤福利，无疑是企业更安全的“过冬”之策。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员工在合同上约定劳动报酬之后，企业不能随意减少，只能对福利下手，年终的双薪、红包自然首当其冲。 
在一家小型外贸企业做跟单员的沈先生，已经降低了对年终奖的预期。他月收入不高，3000元左右，往年的年终，他都会拿到1万余元的年终大红包。今年，老板早就放出话来：红包会大幅缩水。沈先生也表示理解：下半年以来，生意明显难做起来。不久前他们公司就有几集装箱的淀粉，原来的买家缩减生产，不要货了。 
一项调查显示，有42％的企业正在考虑减少非管理层人员的年度奖金和分红，其中约20％的受访企业预计2008年年终奖比上年削减幅度超过25%。 
招聘更是几近停止。“除非必要，不作招聘，”是众多企业HR的共识。不少企业已暂停了今年的招聘计划，“去校园宣讲也只是做做样子，宣讲过后根本没有招人计划。”一家职业测评公司的职业顾问钟小姐说。 
劳动争议井喷式增长 
纠纷增多，也是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对企业主的困扰尤甚。新的劳动争议仲裁法规定，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交费，而2007年新的诉讼费标准规定，打官司的费用只需要10元钱。接近于零的诉讼成本，让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式增长。 
据了解，劳动合同法实施将近一年，劳动仲裁部门空前忙碌，仲裁案件大幅增加，大部分的纠纷集中在薪酬、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和社保这三块。种种仲裁案件确有企业违规操作，但也不乏员工“耍刁放赖”。 
茶叶贸易商夏先生遭遇了他称之为“职业碰瓷”的事件。他在聘用某营业员时，应营业员的要求，未为其交纳综合保险金，而将这笔费用直接发给本人，双方并且订下书面协议。没想到半年后营业员离职，却去劳动仲裁告了一状，夏先生不得不再为其补交保险。“我等于是付了双倍保险。这完全是骗保行为嘛！”夏先生怨怒不已，“生意好的时候也就罢了，现在经济也不好，我想干脆把两家门店都关了，转到淘宝上开店，不养营业员了。” 
还有别的招数。“譬如员工在签合同时故意拖延，转身就去告企业违规不签，骗取双倍工资。这样的案子一告一个准。”夏先生说。 
据陈曦透露，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众多案件中，大部分都调解解决了，调解成功的案子中，员工和企业互有输赢，调解不成的案子中，员工的胜诉比率则远远高于企业。 
“黑名单”员工的胜利 
一个奇妙的命题是，“经济状况不佳的时候，反倒是劳资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双方最需要同舟共济，双方的目标空前一致。”在复旦做访问学者的美国劳工问题专家邝治中如是说。的确，劳资双方的理性协商和博弈，也许才是企业“过冬”的真正良策。上海也出现了这样的范例。 
潘先生是一家中等规模物流公司的老板，几年来运营堪称稳健。今年下半年，受“毒奶”事件波及，公司业绩骤然转“绿”，继而又受害于金融风暴，原有的公司规模再也难以维持。他计划裁员，以缩减开支。 
消息甫出，潘先生的办公室立马被上了“黑名单”的员工挤占。潘成了“圆心”，身旁滚雪球般地粘着上百号人，进退不得，在这样的混乱中，一场悠长的劳资谈判开始了。潘先生让步了，作出承诺，放员工半年长假，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1000元，以俟转机。但忧心的员工并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们怀疑长假只是失业的前奏，希望潘先生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力度来安置员工。几轮“舌战”后，双方形成新的妥协：潘先生将闲置的设备折算为资本入股，员工也各凭经济能力入股，新成立一家小型物流公司，吸纳富余员工，这才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