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要坚持中国特色

-观察记者 邹建中 
　　——访日中环境协会理事长宋青宜女士
　　核心观点：
　　——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来领导农村的改革。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以工哺农”的主力军。只要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应该不失时机地“上山下乡”，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带到农村去。
　　——中国的城市化最佳路径是在农村“诞生”新的城镇。如果，将农产品的加工放在原产地进行，或者相对集中于某些城镇，这样，“民工潮”就会有相当一部份在原地“回旋”。
　　——粮食出口的“暗流”比“明流”更可怕，更值得警惕。所以，政府在给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监控力度，防止粮食出口的失控。
　　今年上半年，以独特的视角和睿智的思考，对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作出深刻的哲学阐释，从而在中国和日本有关方面引起较大反响的《点亮的神灯》(中文版)和《中国的选择》(日文版)一书作者宋青宜女士，日前在杭州接受了观察记者的独家采访。
　　中央给了农村众多政策
　　观察记者：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华人，对此，您有何感想？
　　宋青宜：对中共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我是比较关注的。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公报和决定，我都仔细看了。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后，中共又召开了一次“三中全会”，因此特别引人注目。这次“三中全会”，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那年，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来中国考察农业时对我说，中国的农村要是改革成功了，那中国的改革才算是成功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应该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农村的改革，对我们中国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为了解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了农村改革发展许多特别优惠和特别宽松的政策。比如，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比如，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再比如，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等。这其中，我感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
　　不过，在看了中央给了那么多好政策的同时，说老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忧的。担忧什么？就是担忧中国农民的素质跟不上中央要求，拖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脚步。尤其让我担忧的是，由于现在的农村，还没有一个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很好的环境，所以很容易“把经念歪”的。
　　观察记者：那么怎样防止“把经念歪”？您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国企是“以工哺农”主力军
　　宋青宜：中国30年来的改革，应该说是成就辉煌。为什么会“成就辉煌”？根本的一条是，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中最关键的部分。中国如果采用多党轮流执政，中国就不会有今天。所以，现在中国的农村改革，也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下，才会健康有序地不断向纵深发展。
　　中共的领导力度如何体现？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以工哺农”的主力军。
　　这么多年来，在工业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国有企业也造就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我认为，这些人才完全可以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民，即便想要在农村好好发展，但总会有种种条件在约束他们，比如科技知识的缺乏、市场信息的闭塞、商业能力的低下、合作意识的淡薄等等。还有，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国有企业，在资金方面以及设备等硬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所以，我建议，只要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应该不失时机地“上山下乡”，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带到农村去。打个比方，你们浙江的省电力公司，或者巨化集团，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拥有现代化的农业集团？我想，只要我们认识到国有企业“以工哺农”的重要性以及独特的优势，我想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认为的，坚持中国特色的题中之意。
　　打造物流链意义重大
　　观察记者：您的主张，我觉得非常有新意。前次谈话，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过“在农村建立类似日本农协这样的合作组织”的话题，现在“三中全会”开过了，您有没有新的想法？
　　宋青宜：对日本的农协，我是有所了解的。日本农协，它作为一个与最基层的农民有着广泛联系的组织，起到了非常务实的作用，它不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和指导，而且还提供包括派专职指导员对农协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吸收社员的存款，再优惠地贷给需要资金的社员的“信用服务”；集中出售社员的农产品，也包括质量管理和市场谈判等的“贩卖服务”和统一购买社员生产生活所需，再提供给社员的“购买服务”；以及“保险服务”、“保健服务 ”和“人才培训服务”等等。为了保证农协的正常运作，日本还有专门的《农协法》。日本农协的作用是政府无法取代的。
　　而我们中国，现在主要是通过政府，通过省、市、县、乡，把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传达给农民，这种途径，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在经营中存在的一些技术和商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建立类似日本的农协这样的农民自治合作体系，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需要时间。
　　无论是国有企业的“上山下乡”，还是建立类似日本农协这样的合作组织，我想，很重要的几点在于—
　　第一点，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才就是生产力。没有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在这方面，国有企业也好，类似农协那样的组织也好，是大有文章好做的。 
　　第二点，就是要建立透明、畅通的信息平台，或者叫信息网络。这也是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需要。现在的不少农村，在获取信息方面，应该说情况好多了；但还有不少地方信息十分闭塞。据我所知，现在还有不少偏远的山村，甚至移动通讯设备都无法使用。信息合理的、有序的、及时的覆盖到农村，是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已经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产值和利润。缺了信息，我们就成了瞎子。
　　第三点，就是关于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物流链。我们讲物流，并不是狭义的物流，并不是单指简单地将甲地的物品搬到乙地的运输。我们的物流链，是广义的，包括种子的培育、种植、收获、加工、包装、仓储、运输、批发和零售；这其中，还涉及到金融、保险、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等。
　　我的主张是，这个物流链的大部分应该放在乡镇完成。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可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改变目前我们农民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可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本地就业”问题，从而使得大批农民成为工人。
　　我们如果靠“民工潮”来实现所谓的城市化，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也是中国现有的城市所不堪承载的。中国的城市化最佳路径是在农村“诞生”新的城镇。如果，将农产品的加工，放在原产地进行，或者相对集中于某些城镇，这样，“民工潮”就会有相当一部份在原地“回旋”，农村的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就有了充沛的劳动力支撑。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战略意图“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有了落到实处的可能。
　　再就是，有利于环境保护。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看，未经加工的农产品只能被视作原料，进到城里后，有1/3会被丢掉。而这些废弃的“原料”，成了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居民要用水来清洗“原料”，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水，而且还会增加污水的排放。农产品原料运往城市，还要投入较大的运输力量。由于这些从甲地运往乙地的“原料”，有相当一部份要被作为垃圾丢掉，所以，这种运输其实是极不经济的。它不仅浪费了人力、占用了公路，更重要的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排放出大量的废气。所以，建立农业生产的物流链，农产品的加工在当地完成，可以大大减少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会也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
　　要特别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观察记者：结合您对这次“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请您谈谈粮食安全问题。
　　宋青宜：针对这么多推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我还要想说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记得，当时的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 ”。
　　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的耕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耕地减少，也就意味着粮食的产量在减少。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材料显示：中国耕地由1996年的19.51 亿亩降至2003年的18.51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每年平均减少1428万亩。尽管这是一个5年前的数据，但我觉得，这对我们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是耕地的减少。对耕地数量的控制，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有这样的要求：“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现在，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另一种情况的“蔓延成势”，那就是粮食的大量流向国外。我所担心的是，农业生产的公司化运作以后，会出现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商的直接进入，与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组织合作，从而控制农产品的销售；二是我们的农业生产组织直接从事粮食出口。当然，我们国家在粮食出口上，是严格控制的，但却常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粮食出口的“暗流”比“明流”更可怕，更值得警惕。所以，政府在给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监控力度，防止粮食出口的失控。
　　宋青宜：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一个意思，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来领导农村的改革。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正像这次“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所说的那样，“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