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遭遇瓶颈提供改革契机

经济下降，是催生大改革的契机。 
　　经济上升期、平稳期，原先的发展模式依然可以坐收红利，没有人会轻言改革，只有原有发展模式的红利消失，负面影响突显之时，改革才可能拥有足够的动力。
　　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总体而言让人丧气，无论是工业增加值、实际使用外资数量、用电量、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银行贷款额等，均出现明显下降，并且下降势头远未终止。以往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与投资出现明显下降，内需无明显起色。
　　常规提振经济的手段负作用越来越明显：如果大规模投入基础建设，无异于大规模释放货币，可能引发通胀全面反弹；即使央行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银行也不敢轻易贷款，温州已经出现银行贷款与赢利全面下降，源于企业赢利空间极其稀薄。
　　提振出口的主动权不在中国，国外消费需求不由中国的生产厂家掌握，更糟糕的是，中国制造一再爆发质量危机引发信用折价，显示中国低成本与低质量画上了等号。拉动房地产消费呢？这剂猛药也是毒药，房地产泡沫将引发更大的货币泡沫，保障型住房无法替代原有的房地产金融链条———所有一切矛盾都在显示，中国经济模式身染沉疴，需要的不是枝节修补，而是一场由顶层设计所引导的全面改革。这场改革的意义与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重要，当时确定的是走中国的市场化之路，目前要确定的是市场化向哪里去。
　　中国经济下行类似于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即缺乏拉动经济的引擎，企业赢利下降、经济产能过剩，资产价格下行而负债率上升。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让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这是一种老年病，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投资的项目，只能在三家村建造博物馆，企业不敢轻易投资，因为成本上升、消费的高峰期已经过去。（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中国在现代工业未完成、城市化未完成之时，就患上了老年病。（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这是不应该生的病。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需要大量投资，企业效率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员工素质亟待提高以满足升级的制造企业的需求。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后，消费增长效应还未曾显现，中国目前理应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现实是，一些地区改革激情渐次消退，理论上的转型红利大部分停留于纸面，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触碰到债务天花板，内需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消费乏力现象，似乎房地产、汽车消费一旦退潮，中国消费再无引擎。
　　根源何在？
　　中国经济的全面改革，必须正视两大关键问题：一，企业微观高效与宏观制度性低效并存；二，不公平的市场导致消费两极分化，使中国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
　　微观高效无处不在。企业把成本压到最低，中国的企业家、员工可以长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政府可以实行一条龙服务，在高科技园区的某个办公楼内集中办公。笔者在某个代工企业曾经亲眼见到，从流水线到车间门口，工厂电瓶车的停车间距被固化设定，以节省时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资进入废旧品行业以降低原材料成本，笔者在论坛上一再见识到政府如何充满热情地招商引资。
　　很可惜，微观高效难抵制度性低效。中国经济制度设定上存在巨大问题，由于各自为政，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大物流。
　　中央政府所设定的钢铁产量被地方政府轻而易举地突破，中国的粗钢产量一再创出历史新高。中国高铁四处开花，原有的铁轨使用效率没有相应提升。笔者工作时经行一段铁路，每天只有寥寥数班车通过，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目前许多城市正在进行城市综合体大跃进，地方政府的激励功不可没。市场的分割造成省域经济甚至县域经济大而全，一窝蜂进入汽车、新能源、电子等行业，请别说这是市场的选择，市场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背后，是因为中国事实上缺乏统一的市场，在税费征收等方面缺乏统一管理，这才让所有地区对总部经济趋之若鹜，背后是对税源的激烈争夺。在黄亚生教授对汽车等行业的研究中，对此有着详尽的分析。
　　中国企业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那些死命降低成本、产品质量堪忧的企业，让诚实经营的企业无路可走，忠实地践行“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内讧哲学。
　　这是激励机制错位与监管低效的明确标志。对于视成本如生命的制造企业而言，当同行业其他企业可以堂而皇之地排污、生产低劣产品，遵守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只有同流合污才能生存。全社会范围的食品安全事件动辄震惊朝野，甚至连一向讲求质量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都一再爆出质量门事件，说明目前的激励制度已经错误到离谱的程度，说明中国未能形成鼓励企业升级的制度性监管环境。
　　中国市场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先不要说大型企业与中小民企存的生存环境相隔天壤，从消费领域便可见端倪。中国消费出现剪刀差现象，高端奢侈品供不应求，豪车销量节节上升，中国经济不仅未老先衰，更出现了未强先培育出一批消费特权阶层，以暴发面目满世界消费奢侈品。中端消费品难有起色，这恰恰打压了处于产业升级期的制造企业，他们生产的中高端产品缺乏国内消费者，连中产收入阶层都开始拒绝“中国制造”。不公平的市场、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必然造就消费领域的两极分化，这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
　　权贵市场注定无法形成稳定而安全的社会经济生态，于是有资金、有技术、有权力者源源不断移民，因此缺乏资金与人才还在其次，人才与资金如水逐好环境而流，中国经济缺乏信心才是致命伤。建立信心绝不是朝夕之功。
　　微观经济体内部已经在酝酿改革，如外资流向中部地区，流向服务行业，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向服务、环保等领域挺进。就宏观方面而言，体制内出现开明改革派，大力呼吁从社会结构到经济的全方位改革。
　　这场改革的重要性决定中国未来命运，是追求现代化的百年艰难过程中的又一枢纽，呼应这一改革、推进这一改革、建言这一改革，是信心尚未完全消失、立足于本国的国民的惟一选择。目前改革处于两个方向的尖锐抉择，或者走向相对公平的市场，或者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温往日崩溃噩梦———中国，还有其他选择吗？公平而高效的市场，是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