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高蔬菜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化水平

□ 本报记者 范云兵
    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就像“打摆子”一样——忽高忽低。3月份之前，国家鼓励在各大城市建立蔬菜储备基地，平抑食品价格；4月份，国家又建立了应急机制，解决农民卖菜难问题。“对于蔬菜流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两头堵’，但哪头都没治好。”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兼中物联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卫战说：“要想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化水平，降低总运行成本,这是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着力点所在。”
生产决定流通
    刘卫战指出，关于蔬菜价格，目前被诟病的领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产品流通环节过多，二是物流成本过高。“流通环节层层叠加推高了菜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但我国蔬菜的流通环节是否合理呢？刘卫战说，流通环节是由市场选择的，而决定这个环节长短的因素，最根本的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规模。“如果流通过程都由小商贩完成，那环节肯定多；如果是大农场，其环节就会相应减少。”
    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民的生产组织是无序的，流通形式也是小批量、多频次。同样，日本也是小农经济，但其蔬菜流通就比较顺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
    “日本的蔬菜，80%以上都是通过组织流通。”刘卫战说，而我国只有20%靠组织——这不光体现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也以个体为主。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蔬菜先要通过层层集约，再逐级地分拨，这必然造成流通环节的冗长。“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销路打不开等等。”
    如此冗长的流通环节中，有极大利益获得者吗？刘卫战分析说，除了行政部分，我国有4000多个农贸市场，上万个流通商贩，其竞争非常透明化，没有强势者。“大家都在艰苦地生存着。”
    “实际上，我国目前蔬菜流通环节，与我国生产、流通、消费现状是吻合的。”刘卫战坦言。
提高组织化程度
    “将来要加强农产品产销端的组织化程度。”刘卫战说，不是说简单地搞农超对接，人为地减少一两个流通环节，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刘卫战表示，国家在2009年底推行的“农超对接”工作，对于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要想大规模的推行，还得提高组织化程度。“目前看，这项工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难出政绩的。我觉得政府应该通过长期实践建立一个机制，而不是搞一个短期的政绩工程。”他认为，而要想实现农超对接的长期化、制度化和规模化，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把消费者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首先是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才有可能搭建信息平台。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做保护，其产品可能卖不了最高价，但绝对不会卖最低价。因此，国家要积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依靠他们把农产品流通的第一个环节组织起来。
    其次是消费者的组织化和规模化。刘卫战认为，所谓消费者的组织化，并不是组织大量消费者共同购买某种蔬菜，而是提高超市的连锁水平。“有的连锁超市规模非常大，一天的销量能达到几万吨，这样就能较快集中信息，掌握蔬菜需求，这是一种集约模式。”
    刘卫战说，消费者的“集体意志”体现在连锁商超上。比如呷哺呷哺，其在北京有160多家门店，平均每天消费的蔬菜达到67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就明显缩短了农产品流通环节。”他强调说，农超对接中，“农”不是一个一个的农民，“超”也不是一个一个的门店，而是要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扶持合作社做大做强，鼓励超市发展连锁，其余的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
社会成本推高物流成本
“除了蔬菜流通环节过多，业内普遍认为农产品物流成本过高，也是造成蔬菜价格上升的原因。”刘卫战说，农产品的流通环节，一方面是储存，另一方面就是运输。
    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储存，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成本上升。因为蔬菜一般不会大量储存，而是生产出来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耗完毕了。只有一小部分，比如在冷库存储的反季节蒜薹等，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蔬菜市场的价格。总体来讲，储存环节所占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而运输环节的成本相对较大，尤其是对于附加值较低的蔬菜而言，路桥费、油耗、人工等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60%左右。不过，刘卫战也表示，蔬菜运输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前端的集约过程和后端的分拨过程，中间干线运输占得很少。“在最后的零售环节，可能一个小贩骑着三轮车批发了几十斤蔬菜，这是目前大部分零售商的状态，期间人力成本被大大增加了。”“其实，运输和储存造成价格波动，是一个比较结果。针对不同品类的产品，会有不同的结果。”从北京到上海，同样的费用，运输一车蔬菜和一车手机，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是不一样的。“蔬菜物流成本过高，是社会运行成本高的一个体现。只不过，这种高成本在其他行业能接受，在物流行业，尤其是农产品物流行业，却很难接受。”刘卫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