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复苏 中国着力提升经济质量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吸引了从政府高层到学界大腕，诸多经济学家再次把脉全球经济，为未来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发展出谋划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开幕演讲，李克强称，中国经济站到了新的起点上，既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为主线，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引导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上来”，“着力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在峰会上发言时说，世界的经济还在继续复苏，全球产出会在2011年上涨4.25%，2012年继续这个步伐。但人们不应该对这一复苏形式过于乐观，他认为这种复苏是脆弱的，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主持词中也对世界经济走势做出了类似判断。他分析：“今年，全球经济总体稳步复苏，但复苏步伐不一，而且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他认为，日本大地震对该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也有待观察。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由于全球流动性泛滥，通胀威胁、资产泡沫风险引发了新的担忧。
在全球复苏步伐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成为本届高层论坛专家们探讨的一个焦点话题，不过李克强总理的发言似乎给了一个明确的注脚：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将专注于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提升经济质量。
据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共举办两日，今日仍将有学界顶级专家就此展开讨论。
■个论
谢旭人(财政部部长)：
要解决奢侈品在国内售价高于海外的问题
要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的供应，努力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
谢旭人在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方面的预算是10511亿元，同比增长18.1%。他指出，虽然今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在政策力度上要合理把握，“特别注重稳定物价总体水平这个考虑”。而且还要“解决部分国际品牌奢侈品在我国的销售价高于海外价的问题”。
谢旭人表示，今年中国政府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也需要政策支持，“前两年应对金融危机中实施的建设项目，启动‘十二五’规划一些重大项目，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都需要财政增加投入。”
谢旭人还强调，要发挥财税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更加着力于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的供应，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重要物资的储备和仓储投放工作，努力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
此外，谢旭人说，今年我国将进一步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部分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
陈德铭(商务部部长)：
99%贸易顺差都是对某一大国出口产生
中国非常希望和贸易逆差大国商讨如何改善贸易结构。
陈德铭在论坛上特别强调，中国希望对华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能够放宽出口的管制措施，为促进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中国通过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管理水平。
201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32.6%、30.2%、36.6%，远远高于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增幅。目前，中国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陈德铭说，中国目前99%的贸易顺差都是对着某一大国出口，其对东盟、对日本、韩国、对整个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经是逆差了。中国非常希望和贸易逆差大国商讨如何改善贸易结构。
他指出，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企业处在一个转变结构、调整方式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资源和原材料，但有些国家对此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快速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数控机床等等，这些东西从有的国家能买到，有的国家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
他表示，中国希望这个大国能够放开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我们需要购买的东西，但却被一些议会的法案所挡住了。所以我们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国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国贸易平衡。”陈德铭说，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灵活性的表现，使双边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
尹蔚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从长远发展看延迟退休年龄是一种选择
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
尹蔚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说，从当前中国劳动力状况来看，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
尹蔚民说，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比“十一五”期间多100万。其中，高校毕业生每年近700万人，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大约也是700万人。剩下的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
尹蔚民说，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中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招工难的现象发生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主要是一线的工人，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工人，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尹蔚民分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不会过去。在“十二五”期间，每年还要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800万，农村现在大约还有1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尹蔚民说，延迟退休年龄或者是男女同龄退休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远发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是一种选择，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它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对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健康、平稳运行非常有好处。　　　　　　　　　　　　　
张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
充分挖掘和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
逐步使国内市场的总规模能够位居世界的前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说，我国将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充分挖掘和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
张平说，充分挖掘和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既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的立足点。我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建设都孕育着巨大的需求潜力。
张平说，目前为了挖掘居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将实施就业发展优先的战略，5年城镇新增就业的人数将达到4500万人以上，转移农村的劳动力达到4000万人以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5年内使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51.5%。
此外，我国还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积极发展新兴的消费业态，促进文化、旅游、建设等消费，加强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逐步使国内市场的总规模能够位居世界的前列。
他强调，我国将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供给能力，还是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都需要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他表示，我国将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水利设施的建设、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卫生、科技、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建设。同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等各个领域。　　　　　　　　　　　　　
■众论
话题　　收入差距“到了一个警戒线的水平”？
在本次论坛上，很多经济学家还提到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只存在于城乡之间存在，在农村地区内部、在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都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7年的0.32达到了2009年的0.47，“到了一个警戒线的水平”。中国1%的最富有家庭可能拥有超过这个国家累积财富的40%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提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高收入群体调节力度不足，和对低收入群体保障偏低上。
他认为，现在所得税仍然以工薪阶层为主，其它像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很多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种，学界虽然呼吁了很多年，但直至现在很多政策也没有出台。另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种公共服务的制度不统一，保障水平差距过大，还有一些保障项目存在逆向转移支付的特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政府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有与过去二三十年不同的做法，发挥与过去二三十年不同的作用，否则未来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建议政府要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这一边，那么劳动者、企业跟政府三者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建议，政府应在公共支出方面更加倾向于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居民消费，使经济完成转型。
他指出，短期来看，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或仍将持续，这一因素，将制约劳动力的整体议价能力。“在中国，绝大多数缺乏足够技能的劳动力，他们工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中国总体来说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话题　　通胀不高，储蓄意愿强烈阻碍消费？
李稻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物价指数相对温和
李稻葵曾经把中国比喻成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这架飞速运转了30年的经济列车，在2011年却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2010年中国物价指数为3.3%，11月曾一度超过5%。然而和2008年2月份8.7%、全年5.90%的数字相比，物价指数相对温和。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今年通货膨胀率有信心在4%以下
樊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表示，货币量大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源泉，国家通过货币回收等政策，改善了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他还指出，中央货币当局通过一系列货币回收政策，目前大概有30%的货币锁定不能流通，因此，樊纲说：“我们对今年通货膨胀率稳定在4%以下，是有信心的。”
我国去年的年度通货膨胀是3.3%，其中月度通货膨胀曾经达到5%，这与2008年曾经出现的8.7%涨幅比较并不高，但国内反应却非常强烈。樊纲分析原因时指出，首先，这论通货膨胀和房价居高不下相关，跟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泡沫相关；其次，中国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70%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是食品，虽然整个CPI并不高，但食品价格涨到10%时，占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感觉就非常强烈。
在分析这一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时，樊纲指出，主要因为货币太多，流动性太多。而大货币量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国家通过货币回收政策、对冲政策，把一部分货币收回，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得到重要改善，与此同时，国家也采取措施，稳定楼价。
除了货币方面的问题，樊纲分析称，这次的通货膨胀还有很大的外部影响，一个重大的外部影响是提高了世界市场上美元贬值的预期和商品价格上涨的预期，使得石油和其它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粮食市场方面，一方面由于天气，另一方面因为当石油价格高于7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生物能源生产开始大幅度提高。这两方面原因推高了世界粮价，也推动了中国食品价格上涨。樊纲再次强调，长远来讲，通货膨胀不高，但是食品价格上涨对70%低收入阶层来讲是重大的通货膨胀因素。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消费意愿不足已经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大众对未来通胀强烈的预期让储蓄意愿达到了历史峰值。央行公布的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另外高达85.8%的城镇居民则倾向于储蓄。其中，44.2%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41.6%偏好“储蓄存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消费意愿不足已经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