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解读重庆开放的五大标志性突破

如果说30年来，改革开放是支撑中国这个巨人大步前行的双腿，那么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就是一瘸一拐地赶路，因为开放这条腿明显短了。3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提出要建设开放高地。 
　　在3月4日的重庆代表团记者会上，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有个简单介绍：“重庆利用外资增幅连续3年保持在50%以上，由3年前的10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63亿美元，成为内陆地区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地方，增长率也最高。国家现在有3万亿元左右的外汇储备，鼓励我们尽量‘走出去’，去年我们也有5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而且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国内有关部门的批准，也同样得到了国外各方面的批准，最后都签约成交，取得了成效。应该说，‘引进来’、‘走出去’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形成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一个效应。”
　　其实，在开放方面，重庆还取得了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突破，这些突破跟三年来的成绩有关，但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第一个突破性进展应该是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模式拿到惠普4000万笔记本电脑订单，这个突破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改变了内陆加工贸易为零的历史，不但使得重庆奠定了1亿台笔记本电脑的产业集群基础，而且其他兄弟省市快速跟进，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加工贸易内陆时代。
　　随之惠普设在新加坡的亚太地区加工贸易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每年1000亿美元的结算量使得重庆多了几十上百亿美元的税收——今年1月的税收为10个亿。此外，重庆银行业每年还多了几十亿元的业务费收入。中国每年1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过去都在境外，重庆首次把这块肥肉咬回来一口，这是第二个突破。
　　触类旁通，重庆又盯上了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在中国率先建立了结算中心，今年也开始要交税了——按照黄奇帆的判断，将来的国际贸易，将是传统贸易、加工贸易、电子商务贸易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三个突破是划时代的，开辟了渝新欧铁路专线，打通南线欧亚大陆桥。从中国沿海到欧洲，轮船要30多天，走北线欧亚大陆桥要20多天，走渝新欧南线欧亚大陆桥，只要13天左右。黄奇帆认为，这相当于是古丝绸之路在当代复兴。他近段时间在开会做报告谈到这件事时，经常引用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要加快国际大通道建设，改善我国与东盟、中亚、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陆路连接的瓶颈状况，发挥沿边和西部重点地区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桥头堡作用。”
　　面向重庆、面向国内的海外投资，这在央企来说不新鲜，50亿美元好像也不多，但是如果想到整个中国去年海外投资只有400多亿美元，其中央企和地方国有民营就占了近400亿美元，就知道50亿美元也不少了。关键在于，重庆把握了金融危机资产贬值的机遇，做的买卖都很合算，瞄准的又都是国内资源、技术、粮食等方面的不足。而且，重庆还设计了一套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世界范围内调配生产力要素的机制——比方说，投资一个国内市场需要的企业，利用美国的零利率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发行债券，到重庆来办厂生产，产品卖到全国、全世界。
　　海外投资不新鲜，难得的是重庆的务实态度、操作原则和推进机制。这是第四个突破。
　　第五个突破，提出并践行利用外资“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九字方针，代表西部利用外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方位——过去西部开放度不够，基本要借助香港，重庆把触角伸到了全世界；宽领域——不局限于工业，一二三产业，什么领域都可以引进外资；多渠道——利用外资新模式的“工作方针和要害：存量和增量双管齐下，私募和公募双管齐下，资产重组购并全方位全力地推进。”
　　还有一个革命性的突破，看似跟开放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直接构成了开放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黄奇帆在前几天的记者会上已经提过了，可能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近两年来，黄奇帆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改革、公租房、地票等重庆先导的制度设计也都与此有关。对了，农民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劳动力资源，围绕善待农民工、蓝领工人进行制度设计、改善社会管理将形成一个区域的战略优势。
　　让我们先从前些天一个著名的跨国公司董事长专程给黄奇帆“送礼”说起，这是重庆的远见得到的回报。以下是黄奇帆在新闻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摘录：
　　年产1亿台，销售值几千亿元，跨国公司几天前送给重庆的“礼包”
　　最近遇上一件高兴的事，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商。通常招商要谈好几个月——他这次一开口就说他们带来了董事会的决定，他说他们注意到：一、重庆有农民工；二、如果说有十万二十万农民工，重庆立马就有几十万套公租房，大家都有住的地方；三、开发区的标准厂房都建起来了，成本也不高。我现在要把几千万打印机、几千万台监视器放在别的地方，别的地方要征地动迁、要安置农民工等，没有两三年哪里出得来？但你们这里什么条件都具备。他说，我们董事会决定，半年时间会在重庆搞几千万台监视器、几千万台打印机、几千万台电子产品，总量大约一亿台。我们当然很高兴。
　　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关键是推进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
　　最近沿海地区确实出现了“民工荒”，我自己认为，解决民工荒、避免一年一次的民工返乡返城模式的根本出路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一个地方把户籍改革搞得好一点，农民工就不再需要像候鸟一样一年一来回，这个时候，这些农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就可以在工厂里稳定地工作，就不会出现今年100万走了却只回来了70万或者哪怕回来了100万但不是原来的那100万人——结果又要重新来一次大培训，这都是浪费财力、物力的很不合理的模式。我们必须从这个模式里走出来。
　　重庆吸引农民工的主要是两条：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
　　重庆吸引农民工的主要是两条：一、凡是在城里工作3年或者5年以上的农民工就解决其城市户籍问题(按照新出台的补充政策，在沿海工作的年限可以合并计算，比方说在沿海工作了3年，只要再在重庆主城工作两年就可以取得重庆户口)；二、你还没落户的时候，我就有公租房给你住；有了户籍当然更有公租房给你住，这样农民工就有很好的生活环境。
　　此外，还有社会管理。以前国有企业员工的吃喝拉撒睡，从出生到进火葬场都有企业管着的那个模式，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社会和企业不分的计划经济国企模式早就被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摈弃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让外商、让投资者又管工厂生产线又管农民工的吃喝拉撒睡呢？
　　所以，重庆提出的模式是：大规模发展加工贸易，在这里就业的农民工、工人，厂区以内的事情工厂管，出了厂门就进入社区、城区，农民工的生活就跟整个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小孩上学、他们的住房、家庭生活、娱乐、各种消费都跟城市居民一样，安居乐业。
　　善待农民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如果做得好，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当中国经济转型、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民工荒开始出现的时候，具备这种条件，就具备了最大的战略优势。
　　2009年3月重庆提出“走出去”，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资源贬值、很多企业处于倒闭边缘
　　在重庆开放领域的诸多突破中，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很有现实针对性。以下主要是黄奇帆2010年12月17日在重庆市政协形势报告会上的回顾：
　　2009年3月我们提出“走出去”，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世界资本市场缩水、资源贬值，工业方面装备和技术开始放宽对中国的限制，各种资产收购兼并，有点抄底的味道，而且国家外汇这么多，国家又鼓励走出去——到了两三万亿储备的时候，进出平衡是很重要的逻辑。进出口贸易方面多去买一点人家的东西，投资方面有吸引外资投资的必要，也有走出去的必要——你不能说为了平衡不引进外资，因为外资带来的不仅是资本，还会带来国际化的企业管理、国际化的市场信息，带来人才、带来世界级的技术水准、各种产品，因为带来这些会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改造国内企业的发展水平。
　　我国现在一年海外投资400多亿，其中中央企业300多亿，地方国有民营海外投资100亿，去年重庆被国家批准的走出去投资项目50多亿美元。
　　我们要推动的是面向中国市场、重庆市场的海外投资
　　重庆市政府在推动“走出去”这件事上，一方面大胆，因为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十分小心，坚决不搞体外循环式的海外投资——就是拿一包钱到海外买个银行、企业、工厂，利用外国的员工在外国经营，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在外国销售，完全外国化的体外循环。搞得好带动了别国的GDP，当然也赚点钱，搞得不好资本付之东流。
　　我们要推动的是面向中国市场、重庆市场的海外投资。比如针对国内市场特别需要的资源在国外进行投资，抓资源；针对国内特别需要的食品、商品，比如大豆(4359,-19.00,-0.43%)、油菜籽，在海外买土地；针对国内特别需要的装备和技术进行海外投资，收购它的企业，把他的装备技术拿过来；针对国内劳动力、加工能力的过剩，把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买过来，然后让这个企业到中国国内搞加工，加工以后销到全国、全世界去。
　　这种投资方式会推动中国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融合，形成两种市场的内外循环。我们这么总结、考虑、推进，现在也算是成功了，因为这个模式本身是稳妥的。外国人在海外遇上危机，和海外的市场结构有关；中国之所以能蒸蒸日上，和中国的市场结构有关。所以依托祖国母亲，依托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循环，是省事、省力、更安全且能得到更多效益的模式。
　　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引来了惠普，打开了内陆发展加工贸易的一系列“死结”
　　包括重庆在内的整个中国内陆，发展加工贸易的开端在美国，2008年5月13日。那一天，黄奇帆带领重庆团队，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套路拿到惠普4000万笔记本电脑订单，又用惠普的订单引来了富士康、伟达、英业达和他们的100多家配套商，国家因此半年内批给重庆两个保税区共计17平方公里，为全国最大。由此也引发了中国海关监管方式的变革和兄弟省市的跟进，现在已经有多个内陆省份在向保税区靠近了。这是黄奇帆2010年9月在重庆大学演讲时提到的最初的故事：
　　跟着就问的是你物流怎么解决？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式：按目前加工贸易水平分工，品牌商下单，代工商组装，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供应，按此逻辑，物流成本极高，只是过去10美元／桶的原油使得大家没有感觉，现在原油已经涨到上百美元。合理的逻辑应该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我们重庆要和你合作的是内陆加工贸易基地，就是这样一种模式：80%零部件本地化，一头在内、一头在外。
　　他说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现在又没有零部件厂。我说如果你给我做400万台，我真没办法，只能跳长江了；如果给我4000万台，都不用招商，我一说有这件事，零部件厂商蜂拥而来，而且我们的组织效应能够使得他们两到三年内出产品，80%能够本地化——实际上我们2010年已经完成的80%本地化的60%，已经是48%了，2011年基本上70%—80%就完成了，还提前了一年。
　　关于加工贸易的理论和实践，黄奇帆在经济日报有一篇文章《加工贸易在内陆地区发展的模式探索》，那篇文章也提到我们要说的重庆在开放领域的第三个突破。
　　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结算、上百亿的税收是怎么从新加坡转移到重庆的
　　2009年和惠普讨论，我们说这4000万台差不多500亿美元以后怎么结算，惠普说在新加坡结算，我说为什么？他说沿海地区，整个中国、整个亚洲都在那里结算，你的当然也在那里结算。我说不行，整个亚洲到这里来，我和你是战略伙伴，我们“结婚”了，你在新加坡只是房客。讨论了三个月。要知道，一个跨国公司1000亿美元的会计流掉头转向，这个带动山摇地动，一般是不可能讨论这件事。
　　到2009年9月签约，11月开始试运行，2010年开始正式运行。我给大家说，这1000亿美元的结算，会带来100多亿人民币的GDP和效益，包括三块：一是要结税，一年有几十上百亿的税收；二是，哪个银行帮他做结算，收收付付，1000亿美元进出，一年总有几十亿的服务费；第三，提供了大量高级会计师的高位，他们都是高收入人群。这就100多亿了。中国1万多亿加工贸易在境外结算等于1000多亿的好处外流了。
　　打通渝新欧南线欧亚大陆桥，新“丝绸之路”对中国经济战略格局有重要意义
　　第四个突破，初衷是为了解决笔记本电脑的物流问题。以下是黄奇帆去年12月22日在重庆市人大形势报告会上的回顾：
　　为了解决笔记本电脑的物流——加工贸易生产基地的物流有三种：进项物流，出项物流，保税物流。零部件80%本地生产，垂直整合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出项物流，怎么找到内陆的优势呢？我们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把南线欧亚大陆桥打通。连接重庆和欧洲的铁路在十年前就有，但是这个南线欧亚大陆桥没怎么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不愿意——北线欧亚大陆桥从哈尔滨、满洲里出发到莫斯科到欧洲，有1.1万公里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铁路利用率就高。南线有4500公里在中国境内，4500公里在哈萨克斯坦，只有1000多公里在俄罗斯，俄罗斯就不高兴。有货物过去就翻箱倒柜，海关检查，既耽误时间又可能损害物资，谁都不放心高价值的物资从那边走，而且运行表也是慢车，时间很长，怎么在管理上把这件事打通，是我们今年重庆市政府努力做的事。
　　国家海关支持我们，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海关请在一起商量，然后三国海关签订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三国海关互相给予便捷通关的战略协议。这个协议是12月初签的，签字时，家宝总理在俄罗斯访问，他和普京总理都在签字现场。
　　这件事有三层意义：小而言之是我们1亿台电脑有5000万台卖到欧洲，从这里运过去12天，就不再从这里运到上海、广州，30多天水运到欧洲；二是上海和广东的物资也不用30多天船舶运输，或者20多天从哈尔滨、满洲里走北线欧亚大陆桥了，应该转向——1天运到重庆，重庆12天运到欧洲，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不再单纯依赖海上运输，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的年代是中国西部最繁荣的年代，这条通道对中国经济战略格局变化有重要意义；三是铁道部帮我们协调，找俄铁、哈铁、德铁四国铁路部门开了几次协调会，一次是在德国开的，一次是在重庆市政府我的办公室开的，一次在俄罗斯开，大家协商了几点原则：一是俄罗斯有点吃亏，我们就股份制，这条铁路运费不按里程算，按股权算，大家各1／3；二是为保证货物要求，三方约定，一过阿拉山口，哈萨克斯坦的武警负责押运到俄罗斯，接着再由俄罗斯武警负责押运。
　　这些事情都商量得比较好，使惠普、宏，包括那些代工企业都很高兴，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个事，能帮他们把这条物流通道打通，比其他任何招商引资的故事都更动听。
　　几天后，宏就签约把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和第二营运总部放在了重庆。惠普和宏这对“冤家”第一次把生产基地放到了一起，重庆因此将在全世界笔记本电脑产业格局里三分天下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