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遭遇“贸易战”……

本报记者 常河山
    自10月11日《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以来，作为经济问题的人民币汇率话题再度被美国政治博弈热炒。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日前就美中经济关系举行听证会，部分议员甚至扬言不惜对华发动“贸易战”。
    那么，中美贸易战会否一触即发？一旦贸易战来了，对钢铁贸易会有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鼎金财经网分析师张旗：汇率波动对钢铁行业有利有弊
    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法案》，要求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了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这一法案损人不利己，是保护主义的表现，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实际上，美国强调人民币升值，针对人民币汇率大做文章的类似事件由来已久，最终归结为政治层面因素，这是在为美国低迷的经济以及高企的失业率寻找借口。
    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并非一味逼迫人民币升值就可解决。两国的贸易失衡，根本上在于中美投资和贸易的结构性差异。
    提高关税、反倾销税等举措将会限制我国钢铁产品对美出口。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发生贸易战，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均不利。
    尽管汇率波动，尤其是人民币升值，会推高中国的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我国钢铁行业整体状况是以满足内需为主，出口比例很低，所以，即使发生“中美贸易战”，也不会对我国钢铁行业的运行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由汇率波动引发人民币升值，对钢铁行业有利有弊：抑制出口，不利于贸易结构的合理优化；但同时也降低了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成本，提高了我国钢企对外矿山项目的投资力度等。企业能做的，就是扬长避短，把握汇率波动中有利的因素，避开不利影响。同时，企业还要善于利用规则，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规则。钢铁界资深人士杨延龄：汇率波动对钢材出口影响有限
    贸易战早就有了，美国对华钢铁包括铁合金一些品种反倾销由来已久，对于众参两院的反华舆论也听多了。
    如果美国众院在这个时期，推动《法案》且得到总统批准，那将反映出美国的不明智经济思维。一是我们握有大量美国国债，二是欧洲经济局势不明朗，等待中国出手援助。
    贸易战只能两败俱伤。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警示。中国能较早走出经济危机，靠的不是出口，而是国内需求市场。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市场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所以，政府在设计发展模式和制定政策时，要有更宏观的战略思维。作为企业，无论在产品的生产与市场布局上，还是在市场运作与经营上，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技术含量，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和个性化服务方面。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未来才会不断向好。钢铁行业知名分析师马忠普：钢铁出口要警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所谓的对华贸易战，即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从现实看，美国需求决定其减少从华进口后就要从其他地区增加进口以补充需求缺口。所以，其进口量不会减少多少。但是中国的反制措施，一定会对等地减少从美国的进口。到头来，受到贸易伤害最大的是美国。因此，美国许多商会，甚至州政府都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不要发动“中美贸易战”。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不支持该项法案，即使在即将召开的20国峰会上也不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集中讨论欧债危机。
    今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3.7%，2010年6月中国政府重启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值7.4%。但为什么美国参众两院还有人要搞“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呢？原因有二：一是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强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唱衰中国经济。这一点欧美是一致的。二是美国议员的政客因素太重。为了转移国内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民众不满情绪，政客们为了自己的选票，纷纷把国内问题指向国际化，指向中国。但是，这种错误做法解决不了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华尔街金融政策决定的。在这样背景下，美国一些议员为赢得政治博弈，违背经济规律，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嫁祸于并非根本的汇率上，并不断炒作，向中国施压。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不会受美国的干涉。今年9月我国出口钢材421万吨，进口钢材133万吨。其中出口美国钢材不到13万吨，呈现环比回落趋势。所以，中国钢铁不必为中美汇率战担忧。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不比美国差，只是由于欧美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呈现抬头趋势。2008年上半年以前，我们很少听说国际钢铁贸易中有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两年明显增加。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新变化：一方面提高对人民币升值趋势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提高钢铁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中国要尽快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是否存在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行为，以决定是否惩罚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在美国经济危机四伏的年代，在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重新捡起汇率这张牌，给世界经济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同小可。中国应该对此作出战略性回应，而不能仅局限于反感或反对。
    事实上，造成美国经济动荡不安格局的深层次矛盾，是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内部所形成的慢性病——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
    美国议员的制裁“共识”缺乏经济学逻辑和历史经验的支持，简单地把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换算成美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推算出带来就业增长的比例，而不顾中美之间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观因素对贸易失衡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去强行要求中国仅仅用“短平快”的汇率手段，来调整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结构，负起所谓应该负起的“大国责任”，以此换来美国就业率的增长，完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自私逻辑。如果有一天，美国把“内压”全部转变为指向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外压上。那么，中国确实要对美国选择“两败俱伤”贸易战的战略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
    我们自己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形成共识，那种简单地靠接受美国升值的诉求来修复中美关系，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想主义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有害。
    另外，我们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的多边合作框架，替代双边打贸易战的行为，和世界其他国家或机构联合起来，建立救助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的“辛迪加集团”，通过合理的方式，去购买具有比较优势的美国产品和享受美国的服务。
    与此同时，还要尽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让它吸收金融领域过于集中的流动性来配置到能够给全民带来财富的实体经济发展中。从而尽快完成市场培育所需要的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使得随后而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全面市场化，能达到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和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
    这样一个框架搭建起来后，中国及其经济稳定协同组织，就能够分流金融风险，让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