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条”助推广东加快转方式步伐

话题缘起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近日,广东省委、省政府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简称“40条”),就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主创新、改善民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0条意见和措施,并已具体安排真金白银加大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持力度,对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全面部署。这一系列措施,无疑给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添了一个强大的引擎,必将有力地推进广东转方式的步伐。我们特约有关专家对如何贯彻好“40条”发表看法。 
　　广东加快转方式的突破口在流通
　　在工业化后期,所有的生产过程和创新活动受到的第一个约束就是“流通约束”。无论自主创新、技术变革,还是品牌建设、节能减排,必须服从于“能否顺利地进入流通环节”这个基本前提
　　□王先庆
　　“40条”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和“努力扩大国内市场”,并明确提出“制订商业网点规划,加快建设城乡互动的现代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广货全国行’。支持企业在国内主要城市建立‘广东商贸城’、‘广东商品直销中心’等内销平台,并加大对中等城市的市场开拓力度”。可以说,这十分清晰地明确了一点,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和“牛鼻子”,在于流通环节,而不是其他。这与今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决定》一起,为广东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思路,即广东流通革命的时代来临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广东呼唤流通革命
　　广东省委省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将“搞活流通,刺激消费”以及“建立全国性的广货流通渠道网络体系”两大流通问题写在“产业升级”、“区域协调”、“自主创新”等问题之前,它反映出决策者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清晰认识。即广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进行到今天,流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广东经济整体发展和升级转型等各类经济问题的关键,进而明确了流通在促进方式转变的核心地位和特殊角色。
　　为什么在广东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流通”从原来的“无关重要”跃升到了如此高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和成长的阶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广东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在这个阶段,产品供过于求、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将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生产过程和创新活动受到的第一个约束就是“流通约束”。无论自主创新、技术变革,还是品牌建设、节能减排,必须服从于“能否顺利地进入流通环节”这个基本前提,否则,都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费和无效劳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流通业的重要性,必须实现从“广东制造”向“广东流通”的根本转变。广东呼唤工业化后期的“流通革命”。
　　任何国家或区域,要真正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有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流通革命”,将经济发展由“生产主导”转型为“流通主导”,再造经济成长的动力体系。“流通主导”的本质就是“内需主导”,它必须拥有强大的分销能力和渠道体系,将整个生产制造过程和所有的经济活动建立在基于流通导向下的整个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基础上。
　　必须从三方面大力推进流通渠道体系建设
　　在工业化后期,流通渠道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生产加工的价值,谁拥有畅通的渠道体系,谁就有了发展经济的保障和支撑条件。否则,生产得再多,都是废品和垃圾,一旦销售不出,就是对财富的巨大浪费。为此,建立流通渠道体系,就成为经济整体转型的灵魂,并应上升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高战略来考虑。
　　为了推进渠道体系建设,广东有必要重点落实三点:一是建立基于内外贸一体化的流通渠道体系,促进内外贸体制的变革,建立内外贸合一的流通管理体制,结束内外分治的局面；二是各级政府必须从政策上明确搞活流通,建立流通渠道体系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生命线”；三是财政上必须认识到仓储、物流、分销、市场等流通基础设施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加大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必须明确现代流通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
　　在任何国家和区域,发展现代服务业都是优先顺序和主次先后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商贸流通业是发展服务业的先导性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型过程中,流通业将是承前启后的“第一波”,商贸流通业没有搞上去,整个经济发展的根基就不牢,其他服务业都会受影响。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构成整个经济流动的基本体系。其中,核心是商流,物流是保障。商流畅顺,市场运行就会延续,经济就会繁荣,发展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必须重新制定基于商业网点规划的流通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为了真正使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使广东制造业建立在自主控制的流通渠道和分销体系基础上,广东各地要根据“40条”重新明确和制订商业网点规划,并制订基于转变发展方式背景下的商贸流通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为此,一方面,广东省应全面普及现代流通知识,要使流通导向型经济的新经济理念深入人心,要反思和破除制约流通业发展的各种旧体制、旧观念,防止用旧思维去理解新政策,回到一味地强调如何发展生产的旧轨道上。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应进一步研究流通业与其他环节的相关联系,明确流通业在“扩内需,调结构”的特殊地位,尤其要明确一点“自主流通渠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是高于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等更核心的部分,不能顾此失彼。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转方式重在向产业链高端转变 
　　广东的产业升级,不能够只在“6(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1(生产)”中的“1”上作文章,基于未来的考量,是时候考虑如何进入“6+1”中的“6”了
　　□李超 韩和元
　　“40条”的第二部分强调“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广东产业的特性简而言之就是产品档次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品牌效益不突出。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说与欧美企业相比较,单与一些兄弟省市来比都感到惭愧。以皮鞋为例(这里假定奥康像耐克那样逐步舍弃它的制造部门而实施制造外包战略):一双奥康皮鞋在专卖店的零售价300元,在这个产业链里,像广东这样处于价值链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只能创造30元的价值,而且还给自身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而处于产业链高端的浙江人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6个非制造业板块获得了9倍的价值,而且这9倍的价值没有污染、没有浪费。也就是说,产业链末端企业创造1万元的价值,就为产业链上游企业创造了9万元的价值。可见,广东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广东现在提出的产业升级问题,不能够只在“6+1”中的“1”上作文章,基于未来的考量,是时候考虑如何进入“6+1”中的“6”了,否则所谓的产业升级只能加重这种不平衡。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当前的发展模式,依赖的仅仅只是廉价的劳动力,但正如年初的民工荒所昭示的,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优势了。事实上我们很多企业,想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配合国际品牌和技术,走一条国际化的发展路子,显然这是行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方政府也抱有这种思想,大量引进那些代工企业。但如果外向型经济赖以发展的诸如廉价劳动力等要素逐步丧失,而那些仅仅只是居于产业链末端的企业,要么破产,要么基于利润的考量不得不转移,亦将成为一种必然。咨询公司BoozAllenHamilton的问卷调查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中,20%有明确计划至少将部分生产线外移。1/3移往内陆省份,1/3移出中国,最后1/3干脆选择关门停业。那么到时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局了。
　　另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我省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出现波动,难免对我省企业形成冲击(金融海啸的影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外销受阻,转向内销是诸多外向型经济的不二选择。但是,转型内销,这些厂商将不得不面对客户分散、库存压力大,以及内销市场退货、压款严重等障碍。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国内厂商长期忽视品牌培育,目前国内的中高档市场已经被国外及一些兄弟省市品牌占据。此外,广东许多中小企业从“三来一补”做起,习惯于来样加工、贴牌生产的模式,不愿意费功夫开拓市场,培育自己的品牌；许多企业规模不大,设备老化,人才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不强。这些企业只知道追求眼前利润、轻视品牌建设,一旦世界经济形势波动其恶果必然会显现:外销下降,内销受阻,广东企业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于国家或地区而言,迈克尔·波特说过,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正是基于此,广东必须突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成效。而这种思维模式的突破点,事实上江浙闽等兄弟省市已经给我们以好的表率,那就是我们必须在“6+1”中的“6”上作文章,我们必须积极地朝产业链的高端前进。
　　李超: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韩和元: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转变劳动力要素基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转变劳动力要素基础,广东要把劳动力要素基础由低素质的农民工转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产业工人,把人口优势转为人才优势,在充分发挥“人才红利”的过程中实现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
　　□邓江年
　　劳动力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方面
　　经济发展总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基础性生产力要素作为支撑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就是转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性优化的过程,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因此,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构成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方面。
　　人口和劳动力的充沛是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纵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强国,他们的崛起期也正是人口高速增长期。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满足了飞速发展的工业对产业工人的大量需求,强势的工业部门不断挤压农业,并催生新型服务业,全国性的“农民—工人”身份置换运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带动社会结构逐渐向更高级形态演化。同时,大量工厂主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中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企业家和精英阶层,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知识优势可以加速资本扩张和科技创新,由此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的发展带来国力的增强,有了更好、更为普遍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的供应基础。社会分工向精细化发展,精英阶层不断扩大,“人才”不断增多,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得到整体性提升,为更高形态的产业提供了新的劳力支撑和动力支持。正是如上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推动了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走向手工业经济,从加工工业走向重化工业,从工业经济走向服务经济,再走向知识型经济。
　　我国和我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也不能脱离这条规律性道路。过去30来年高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充分利用和享受了“人口红利”,建立了适应于我国劳动力构成特征的产业构成。“人口红利”让我国实现了经济起飞,完成了如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第一步,奠定了下一步转型发展的坚实基础。
　　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对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要突破的一个重要难题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就趋于稳定,从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下降。这种变化在珠三角2005年和2009年的“民工荒”中就已经体现了出来。“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减不可阻挡,继续依赖低素质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支撑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不可持续。亟待升级和转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也迫切需要劳动力要素基础的配合升级和转型。在依靠“人口红利”的阶段,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实现了先富起来的梦想,精英阶层不断扩大,民众日渐富裕,国家教育、卫生事业得到大发展,“人才红利”正在逐渐形成。我国在校大学生总人数达3000万,每年应届毕业大学生600多万,位居世界第一。与如此庞大的人才资源相对应的则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工业只需要低素质、低价格劳动力,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纳力不强。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却很难找到适应性工作,不但是对要素资源的浪费,也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对应的具体表现,是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要突破的一个重要难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层次的必然选择———把适应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向适应于“人才红利”的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
　　“人口红利”行将消散,“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如果我们不因势利导,及时调整转型,将错失发展良机。“人才红利”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第二次发展机遇。与“人口红利”时期一样,人才供应的增加也将使得我们具有人才价格优势,形成“人才成本洼地”,从而吸引全球更高形态的产业向我国转移,我国自身也会由此催生出新的现代产业部门。正如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和支撑力量,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形态,把适应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向适应于“人才红利”的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也是我国和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层次的必然选择。因此,相对应地,我们应该在全国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继续发挥内地的“人口红利”,而在沿海地区则适时转变产业结构,利用人才集聚的优势大力发展更高形态的产业部门,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内地沿海齐飞,“两个红利”共享。广东省的“双转移”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规律的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转变劳动力要素基础,广东要把劳动力要素基础由低素质的农民工转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产业工人,把人口优势转为人才优势,在充分发挥“人才红利”的过程中实现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蜕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所博士
关键是创新政府管理 
　　从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从过程管理到绩效管理、从直接管制到规制调节、从权威管理到合同管理
　　□袁忠
　　“40条”的第六部分强调“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第20条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管理体制。要破除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从政府入手,创新政府管理,没有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科学发展。
　　科学界定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使政府的职能配置与市场机制相适应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取决于政府的功能选择和职能定位。要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功能选择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政府的职能配置与市场机制相适应。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正确运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和投资的自主权。要更加注重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推动作用。
　　创新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要素价格。积极推进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严格的政府投资审批和责任约束制度,消除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要改革和建立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更大力度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自主创新。
　　创新干部考评和选拔制度———要做到自上考核与自下考核相结合
　　要坚持公开、公平、分级分类和高效原则,建立科学完整的干部考核和选拔制度。要做到自上考核与自下考核相结合,尊重基层群众和服务对象的民主权利；要设计和完善一套科学的考评指标和考评体系,不只是要把经济发展指标纳入考核的范围,也要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社区建设、政治文明、文化教育等指标进行综合考评,以此作为干部选拔和晋升的依据。
　　创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政府管理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从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是有限的政府,复杂多变的经济事务光靠政府单一主体的力量是无法达成目标的；中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要依靠行业协会和大集团的作用,要通过市场中间渠道使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系统中来,让他们通过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的合作来分担公共管理责任,以建立起对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多元共治旨在发挥不同市场主体的优势,实现经济和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多元共享。
　　二是从过程管理到绩效管理。改变过去重投入、数量、规模、过程的做法,转向重产出、质量、绩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结果导向”型政府,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考察重在绩效而不是项目投入和GDP指标的多少。使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地方政府目标和中央政府目标、政府目标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性,绩效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效率的最终标尺。
　　三是从直接管制到规制调节。在传统的行政管制方式中,拥有准立法权的政府管理机构通常是通过发布规章的形式实施其管理职能,造成管制规章的泛滥和管制成本居高不下,也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低效率。转变政府管理方式,要以“企业化政府”为导向,将企业管理中讲求投入和产出、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管理中,要对政府的行政管制行为进行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以便有选择地采用行政管制手段,废除过期的规制,更多地实行经济手段,使管制效益最大化。
　　四是从权威管理到合同管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的办法,将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外包,和非盈利机构、营利性公司签订合同,组成结合体,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在合同治理模式下,政府与承包方是平等协商的关系,而非直接管制关系,不仅减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服务的质量。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