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发展区域物流，不是要跟深圳抢饭碗

　随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的出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上周五，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接受媒体采访，全面介绍了东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和做法。他认为，加工贸易是东莞的“命根子”，东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就是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东莞所做的核心工作，其中一条是突破体制障碍，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 
　　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东莞的发展就没法支撑，加工贸易是东莞的命根子。 
转型探索早已开展 
　　上周五下午，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和东莞市委宣传部、市外经贸局、经信局、科技局、人力资源局等部门领导接受了媒体集体采访，全面介绍东莞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路。 
　　在江凌看来，东莞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并不是最近才开始。“东莞工业化起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莞已经开始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劳动力，尤其是依靠外部需求来增长的模式始终是难以为继，所以当时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只是说法不同，本质上也是探讨全新发展模式。本世纪以来，原有模式碰到的问题越来越显著。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也更觉得紧迫。我们在2006年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江凌说，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前，东莞已经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索了。 
　　这条路并不平坦，江凌自己也曾有过苦恼。谈到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博士做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时，江凌说，2005年、2006年时，虽然东莞的排名在上升，但他个人却处在担忧之中“我担心的是，再过几年，东莞还会不会继续提升。因为我们当时正苦于产业有没有持续竞争力，有没有继续发展的方向。东莞继续依赖大量资源、劳动力来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再下去无路可走。”而在金融危机中，东莞去年的排名反而提高到15位，江凌却一点不感到意外了，相反他认为倪鹏飞的研究体系是科学的。他认为东莞已经初步找到了保持城市竞争力的新的路径，从传统模式中走了出来。 
“命根子”上下功夫 
　　江凌如此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东莞这几年，在没有大量增加土地和资源供给的情况下，企业的效益很明显在提升，政府财政效益也在明显提升。而东莞为此所做的努力，最核心的就是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摆脱对土地、人力等资源的大量消耗。 
　　“单从企业数量上说，我们并不能完全感受到加工贸易的主导地位。从税收构成上说，由于加工贸易大多是保税，纳税也少。从G D P贡献来说，加工贸易企业只统计工缴费，占的比重也少。但在全市进出口中，加工贸易占了近90%。一般贸易中，也有一部分是从加工贸易转化来的。根据我们测算，每增加10%的出口，就能拉动3个点的G D P。其他产业，如生活服务业，很多也是来自加工贸易的支持。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东莞的发展就没法支撑，加工贸易是东莞的命根子。”江凌解释东莞之所以把核心放在加工贸易的原因。 
　　他表示，东莞推动加工贸易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特别是东莞的制鞋、家具、服装、玩具，已经从专注于制造向研发设计方面延伸，东莞服装行业更是已经完成了从设计、生产到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整合。二是帮助所有加工贸易企业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由于研发能力提高，东莞企业可以承接价格更高的产品，低价的产品就转移到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了。三是帮助有条件的企业去拓展国内市场和新兴市场，使他们既做贴牌代工，又自己做品牌经营。 
　　“我们不是要调整东莞的三次产业关系，而是调整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我们也相信，随着制造业的转型提升，也会给第三产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整个三次产业关系也会发生根本变化。但着力点会放在二次产业的提升跟优化。”江凌说。 
基层存在抵触情绪 
　　江凌坦言，在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体制障碍。有些是所有城市都会遇到的，有些则是“东莞特色”了。 
　　“过去国家政策设计更多不是立足于怎么帮助加工贸易企业提升，而是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更多政策来支持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甚至有些跟产业提升还有一定矛盾。这么多年，特别是过去两三年，东莞在政策突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江凌说。 
　　而“东莞特色”的体制障碍，则是市、镇、村三级的关系。江凌说，东莞在发展初期，是依靠镇村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久而久之，形成了与传统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大量的中小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在村里发展，租赁村里的厂房和宿舍，利益格局使得东莞的基层干部、老百姓对传统发展方式多一份眷恋，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比较难以割舍。”江凌说，在产业结构调整后，产业的集中度必然会提高，优质的企业会更多集中到市镇两级开发的园区去发展，从村里退出，使得村民物业收入减少。而另一方面，结构调整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但在现有体制下，村一级不参加税收分成，得不到好处，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基层的抵触情绪也很容易理解。 
　　“我们除了通过思想上的引导、教育，更主要是改变体制，理顺市、镇、村三级关系，探索更有利于发展的体制格局。目前黄江镇跟厚街镇在做试点工作，有一些初步效果。”江凌说。 
答南都记者问 
1做研发有条件，做营销有难度 
南方都市报：东莞企业的转型方向是什么？ 
江凌：东莞的企业过去专注于制造，现在我们希望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延伸产业链。我们采取很务实的做法，我们感觉微笑曲线(“微笑曲线”是一个热门的经济理论，由研发、制造、营销三点画出一条附加值曲线)中，东莞做研发设计比较有条件，做品牌营销则有比较大的难度。东莞这几年，企业做技术提升相对强，品牌相对弱些。从世界范围看也是，真正创立品牌的企业很少。我们计划更多支持企业在研发、设计、产品开发方面做得更强。我们准备组建工业设计中心，我们知道顺德也在做，但毕竟市场也有些不一样。 
2减少村级的行政负担和支出 
南都：您提到由于利益格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些阻力。东莞最近也提出要发展松山湖、虎门港、主城区三大经济带，是否有意打破现有利益格局？ 
江凌：我们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前东莞是市、镇、村、组、个人五个轮子转，好处是大大加速了农村工业化，解决了三农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迅速实现提升。但很大的问题是效益低下，粗放无序，也影响了规划的实施。资源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的模式，分散使用资源，显然是不行的。目前需要把资源引入更好的载体，另外，也需要集中人才。村的环境不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 
三大经济带并不是要牺牲村镇的利益，而是整合统筹发展，资源还是村镇的。根据不同经济带的区位特点，相互分工，让土地的效益更明显。我们土地的使用是统筹的，但收益可以分享。 
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减少村级的行政负担和支出。由于历史原因，东莞的村成为实际上的一级政府，承担了教育、卫生、安全、社会保障等基础功能。村为支付公共服务，投入非常大。我们把资源集中利用，必然带来一个情况，就是村的收入会逐步减少。如果村的负担不相应减少，会收不抵支，甚至资不抵债。所以我们逐步把村的公共服务职能分离出来，让市镇两级来承担。这样它们尽管收入减少，但支出也减少，就还原为自治职能。 
3“就地转型”关乎“双转移”成败 
南都：最近省里也有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出来，东莞会有些什么动作？ 
江凌：《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有更好的政策支持。比如在拉动内需方面，我们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都希望通过内销市场来推动经营方式的转变。 
落实“双转移”，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珠三角城市的角度说，落实“双转移”应该两手抓，有的地方忽略了另一手。我们跟东西两翼联手办一些产业转移园，这是解决产业承接问题。但我们还要推动企业就地升级转型，这是解决转出去的能力问题。如果企业不能在珠三角成功转型，随着成本提升，他们可能连根拔起。不单珠三角会空心化，我们要成功推动“双转移”也不可能。推动就地转型，对推动“双转移”很重要。 
4建设新兴物流城市 
南都：深莞惠一体化过程中，东莞如何寻找自己的城市定位？东莞最近也提到要做“物流城市”。 
江凌：深圳更多是为莞、惠提供科技、金融、物流等方面的支持，已经扮演非常好的角色，不会跟东莞造成矛盾。对东莞来说，感觉更多应该专注于制造这一块，我们会继续把制造能力做强，把自己的制造业提升。我们转型了，对深圳的产业也是个支持。我们转出去，惠州是个很好的载体。 
东莞建设新兴物流城市，并不是要取代深圳的物流功能。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物流是区域物流。东莞区域内的物流，更多希望是我们自己来解决，因为东莞产业链很完整。过去更多依托深圳、香港来完成，比如香港一日游。现在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物流成本已经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在东莞建设保税物流中心，会大大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物流成本。当然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是更多依托深圳和香港来完成，并不是要跟深圳相冲突。 
5关注单位GDP能耗 
南都：今年前两个月，东莞单位GDP能耗曾经很让人担忧。现在如何？ 
江凌：我们为此特地开了一次会，但前景我比较乐观，还是在向好的方面转。我们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采取了很多措施降低能耗，包括让高能耗的企业必须停产。同时，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淘汰了相当一批耗能企业，所以我觉得今年东莞单位GDP能耗从数字上看肯定比去年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