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挑战远大于机遇

　香港今年新股集资额高达268亿美元（约2090亿港元），全球排名第一。中国2008年进口的原油、铁矿石和大豆三项大宗商品却已达2116.8亿美元，其中原油占1293.35亿美元，铁矿石占605.32亿美元，大豆占218.14亿美元。 　　此三种商品进口额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8.7%。一个百分点价格变动，相等于21.17亿美元的损益，如果像近期区域米价有13%的浮动，金额便大于今年新股集资。
　　进口依存度不断增大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的大买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密集型的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大豆等进口快速增加，而且进口的依存度逐年提高。
　　如果原油进口量从2002年的六千九百四十一万吨，增至2008年的一亿七千八百八十八万吨，年均增长17.1%。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比例从2002年的29.4%，上升至48.5%。
　　铁矿石进口量从2002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五十万吨，增长至2008年的四亿四千三百五十六万吨，年均增长25.9%。大豆进口量从2000年起突破一千万吨后增长迅速，从1999年的四百三十二万吨，增至2008年的三千七百四十三万六千万吨，年均增长27.1%。大豆进口的依存度从1999年的19.5%，升至2008年的69.8%。
　　中国的原油消费持续增长，但目前中国的原油人均消费量仅是日本和南韩的十分之一。根据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中国的原油人均消费会上升到二千千克，随后在这一个数量上下波动。目前在美国，人均消费量已是二千九百千克。中国原油的消费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日、韩、美国的水平，但中国原油的总消费量将保持稳定的增长。
　　直到2020年，如果人口达十四亿五千万，人均消费量增倍，中国原油的总消费量便可能达到每年七亿二千五百万吨，相当于南美洲和东亚、东南亚、南亚和澳洲的2008年的总产量。
　　铁矿石的消耗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而增加，特别是汽车、家电、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不断增大，中国的人均消费量2009年已达九百千克，内地消费总量约七亿吨。中国的铁矿石储备庞大，但其中只有2.5%属于铁含量大于55%的高品位铁矿，需要依赖进口。
　　大豆不单是提炼食油，豆粕是家禽和猪的饲料。由于需求的不断增加，进口的依赖会一直持续。中国目前占全球大豆进口的50%以上。2008年美国大豆的46%出口到中国；巴西大豆的47%出口到中国；阿根廷大豆的83%出口到中国。
　　三种商品的共同问题
　　资源供应紧张地维持低度平衡：原已有限的资源，渗入国际政治、地缘经济、贸易壁垒、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 Company ） 亚太区董事长欧高敦（Gordon Orr）的介绍，中国企业在北美和欧洲境外的投资以供给保障资源的项目，2005年至2007年占33%，2008年占28%，2009年上半年是零，更多的项目集中在中亚、非洲和南美。但是，战略区内上规模的优质资产数量有限。
　　垄断化：中国企业是2000年后按国务院“走出去”的战略，在2002年起在国际上对资源性的资产进行并购。但在市场上遇到激烈的竞争。像日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大型企业就一直在全球组建矿区，能源资源和可耕地的投资布局。欧美上百年的企业大规模的联合和兼并，例如ADM （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基（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 （Louis Dreyfus）四大跨国粮食公司，便控制全球85%以上的粮食贸易。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这四大公司却经营80%的大豆货源。
　　中国石油进口权虽然是主要掌握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化这四大集团手上，但全球六大石油公司通过与中国四大公司的合作，进一步控制和掌握石油供应和贸易，像淡水河谷（VALE）、必和必拓（BHP）、力拓（RIO TINTO）等跨国矿业资源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在新一轮的并购浪潮中扩大规模，对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大。
　　定价方式金融化：定价机制由传统的定价方式走向金融化定价。理论上，只有垄断才有定价权。如果通过成熟的期货市场来定价，就不存在谁有定价权。商品期货市场是高度市场化、自由竞争的产物，是作为垄断的对立面出现的，是解决交易双方资讯不对称的最好工具。
　　大量的交易者在商品期货市场中交易，最终形成大家认可的价格。某些现货商由于掌握第一手的资讯，对市场价格走势把握比较准确，但其交易规模相对于整个市场规模却是微不足道。随着滙率和利率等主要金融价格的波动频繁和波幅加剧，试图管理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不断浮现，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也日渐成熟，商品的衍生交易市场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市场价格更多是受投机资本影响，这包括大型的对冲基金、国际金融机构、专营大宗商品的基金及高端的资产客户。
　　未有国际定价话语权
　　交易市场在全球范围整合：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芝加哥商品交易集团（CME GROUP）由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在2008年合并而成。值得一提的是，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总部在美国阿特兰大（Atlanta），其主席兼行政总裁五十三岁，于九十年代收购电力公司，并于2000年成立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洲际交易所”（ICE），接着先后收购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
　　中国不能掌握国际定价话语权，主要表现为中国市场的供求关系不能完全体现在国际期货市场价格中，国际定价机制对中国严重不利，如石油贸易中出现“亚洲溢价”。
　　以铁矿石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进口铁矿石最多的国家，由2003年至2008年，只有2007年取得过一次首发价格，其他时间都是被迫接受。目前，国际铁矿石公开价格已连续六年上涨，其中澳洲矿和巴西矿累计涨幅分别达410%和376%。
　　中国是铁矿石进口最大的国家，占了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但中国在世界铁矿石的国际贸易中，没有应有的话语权，在历次铁矿石谈判中处于劣势，在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力拓等国际矿业集团拒绝接受中国和FMG更大降幅的谈判结果。
　　大宗商品进口成本通常包括三部分：期货价格、基差、海运费。通行的定价模式是卖方报价只报基差。中国买家面临的巨大风险不仅包括价格风险，还包括基差和海运费波动的风险。大宗商品期货大多采取实物交割方式，实物交割的核心条款之一是交割地点设置，期货合约的价格是特定交割地点的价格。
　　例如，中国进口南美的大豆是根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定价，然后加上基差，但是，CBOT大豆期货的交割地点在美国沿伊利诺伊河一带，反映更多的是美国的价格，对南美价格的反映有一定偏差，需要通过基差调整。
　　中国虽然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原料，进口依存度愈来愈高，但并没有建立全球商品交易中心，也没有形成全球定价中心和避险中心，更没有掌握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港具条件成亚洲商品交易所香港一向有制度，在文化、地缘、经济及金融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最佳选择。香港的交易时间可以补充北美洲和欧洲交易时差的间隔，可以作全球二十四的交易系统。香港可成为全球第一个代表买方价格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交易品种以内地进口量较大的商品为主，交易地点设在内地沿海的保税区。香港可以是内地买家、卖家和投资者最近以及最方便的国际风险管理中心。
　　内地目前有六家证券期货交易所，一百多家期货公司，一百多家现货企业和证卷基金，期货市场开户投资者有八十六万五千万人，保证金近1000亿元，今年首十一个月，累计成交合约十八亿八千万手。
　　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中国证监会，除允许国有企业境外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外，尚未制定民营和个人境外期货交易的实施细则，包括购滙及结滙等严格的外滙管理，尽管由今年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已经开始，但人民币与港元自由兑换的基础还没有建立。直接影响大宗商品交易与结算，难以形成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定价机制。同时，香港商品交易所不能在国内的港口交易。
　　目前，面对的问题不是个别企业和热心人可以解决的。这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介入，让中央政府把香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作部署。否则，香港商品交易中心可能只会成为未来最高一栋大厦其中的一盘“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