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国地位确立 持续发展需大国金融战略

“从经济规模、结构、竞争力和进出口等多项指标看，中国已经从一个区域性经济大国转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经济大国。作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中国如何像美国那样保持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是当前我们必须考虑的最重大的战略问题。”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四届（2010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专家们撰写的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机遇大于挑战 
　　
参加本届资本市场论坛的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是机遇大于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巨大波动性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短期冲击，而机遇则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重大转型的时代已经来临。 
　　
按照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情况，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将危机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阶段、深化阶段、恶化阶段和尾声阶段。报告认为，“现在基本可以断言，2009年7月之后，这一轮危机已经进入尾声，不会再有大规模的世界性衰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谨慎乐观，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开始复苏，世界各国走上了曲折起伏的复苏之路。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成思危提出了“六个平衡”：即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实现储蓄和消费的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平衡。 
　　
他强调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将成为必然，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这一方面需要健全社保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工资增加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与企业效益增长挂钩、与CPI上涨联动等。现在沿海有些企业10多年都没有给农民工涨工资，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分析了大国经济和大国战略的问题。他指出，大国经济首先要有大国战略，核心是从前30年的外向型经济向未来的开放型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以内需为本，而外需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助力。其次是大国经济应该有大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贸易战略和贸易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要构建一个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新对外贸易格局。中国现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加工贸易。在295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占了2970亿美元，如果去掉加工贸易，中国就不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因此，要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变中国制造为全球制造。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表示，中国GDP保八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李连仲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在51%的储蓄率中，政府和企业占了大头，居民只有19%；2009年1~11月的信贷规模中，大企业占47%、中企业占44%、小企业只占8.5%；在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只有1.6%。他还谈到了新兴产业物联网，谈到了农民工进城。他说，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要放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每年有2000万农民工进城，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相当于每年创造了超过3000万人口的城市，这是拉动内需的大手笔。 
　　
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大国金融战略 
　　
本届资本市场论坛的主题是“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探寻中国金融崛起之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演讲中讲了“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中国不仅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率先复苏，而且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没想到中国汽车年产量超过了1300万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三是没想到2009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2726亿美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他指出，从美、日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一战前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持续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增长；日本在二战后自1955~1973年，保持了近19年的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实力。吴晓求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但大国经济需要相匹配的大国金融，需要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和现代工业。 
　　
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指出，中国金融崛起的标志有五个方面：一是要有国际化的人民币；二是要有大型的金融企业；三是继香港之后，要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四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要有发言权；五是在国际上研究和决定重大金融问题时要有影响力。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根本的标志，是国家的既定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15~20年的时间，现在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 
　　
戴相龙说，中国金融的崛起是一个必然趋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利于调整金融结构：一是调整融资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二是调整货币结构，规划外汇储备规模；三是调整信贷结构，积极开展合作金融。他建议，对社会资本进行统计和监测。 
　　
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中，在关于2009年信贷宽松的问题上是这样表述的：“短期效果明显，但是中长期可能会累积一定的风险。”而参加本届资本市场论坛一些专家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独领风骚，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经济学家们开口闭口谈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其实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4万亿元，而是9.2万亿元的金融刺激。2009年，中国超常规的信贷规模，暴露了中国金融体系固有的深层次矛盾。尽管2009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但中小企业依然遭受融资瓶颈的制约，可以称之为“低就业率的复苏”。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大量信贷投入到大企业去了，但很多大企业利润在下降。银行用34%的信贷增长，拉动了8%多一点的经济增长，有一个不良资产沉淀的问题。2009年的好日子，今年不会再有了，因为2009年只有信贷扩张的好处，没有信贷扩张的坏处，而其坏处会在今后几年体现出来。所以，今年需要谨慎，是国家调控政策需要技巧性和灵活性的一年。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在我国的投融资体制中有一个“十年十个月的怪圈”，即信贷投放十年严管之后的十个月宽松。2009年超常规的信贷规模，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甚至商业银行从事政策性金融投资，这是令人担心的地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态度则较为乐观，他说：“不能把信贷妖魔化。2010年第一个工作周每日1000亿元的信贷投资很容易引发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也许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构建多层次的中国资本市场 
　　
1月8日，就在本届资本市场论坛举办的前一天，证监会宣布，国务院已原则同意推出股指期货品种，正式推出需3个月。因此，构建多层次的中国资本市场，成为本届资本市场论坛一个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建议，以深交所股份代转让系统为基础，建立场外市场。她指出，资金是组合生产要素的龙头，1998年我国关闭了场外市场，以至于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只有“塔尖”没有“塔基”。但场外市场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孵化器，也是收容所。现在建立场外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实现场内外市场的无缝对接，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升、降、转板，有利于改进主板市场的退市制度和再上市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在2009年“两会”期间就提出关于推出股指期货的提案，此次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获国务院同意，他感到格外兴奋。在他看来，如果说创业板是“十年磨一剑”，那么股指期货是“十七年磨一剑”。据介绍，我国的股指期货早在1993年就已经出现了，后来被叫停。 
　　
贺强认为，股指期货即将推出，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市场博弈的模式，以前是机构与散户博弈，今后将是机构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双动力，以前是单动力，只有买入才能赚钱，今后在市场行情的任何一个阶段，无论是政策利好还是利空，都会有多空双方的博弈。而市场双边机制的建立，对改变投资者预期具有重要作用，这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至于沪深股市今年的走势，本届资本市场论坛专家谈得较少。但记者发现，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再一次提到了“春节效应依然有效”。春节效应是该研究报告的专有词，意思是说在每年的春节附近买入获利的概率比较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春节效应只在2008年失灵。该研究报告认为，2010年的投资策略应建立在“能冲高但有限”的基础上。该研究报告预测，2009年8月初的3480点会在2010年被突破，达到4300点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记者注意到，该研究报告作出这一预测时，股指期货的推出还没有板上钉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