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与上海的自我期许

　1776年，也就是上海被迫开埠六十多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这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里，亚当·斯密指出，整个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交换”是“分工”的前提。“分工”和“交换”的发达程度受制于市场的广狭，而交通是影响市场广狭的决定性因素，水运则是交通中最为便宜的，所以，现代文明多发轫于水运发达的地方。 
　　他说，地中海之所以是现代文明之发祥地，是因为地中海是地球上最大的内海，没有潮汐，海面平静，其中岛屿棋布，在没有罗盘、造船业不发达的时代，是最为适合的国际航运区域。
　　为了说明水运之廉价和高效，他对陆运和水运做了一个比较，在运输时间相当的情况下，200吨的货物，如经内陆水运，需要6至8人；而若用陆运，则需要100人、400匹马。若非贵重物资，是承当不起如此昂贵的运输费用的。
　　“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会无法进行。有什么货物，负担得起由伦敦至加尔各答的陆上运费呢？”亚当·斯密慨叹道。加尔各答是印度的港口，当时，印度正在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亚当·斯密迄今三百多年了，人类的交通运输工具发生了诸多的革命，但是，水运一直是最为廉价的运输方式。大体而言，运输成本以航空最贵，其次是公路，再次是铁路，最后是水运。
　　1960年代以来，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特别是造船业迅猛发展以及集装箱技术的广泛应用，远洋运输价格直线下降。任何去过美国的沃尔玛、宜家的中国人都会惊奇地发现，那里卖的物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价格基本上跟中国国内的价格差不多。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廉价的航运使得全球范围的大分工成为可能，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
　　海运少不了港口。事实上，从地中海的威尼斯、欧洲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再到美洲的纽约，然后再到亚洲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你会发现，这些次第兴起的世界级经济大都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港立市。(我们且不讨论那些主要依靠政治力气支撑的大都市。)
　　而且，上述大都市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金融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水运的风险性格外需要金融业中的保险业服务，更直接的是因为物流和贸易自然会带来现金流，这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前提。
　　建设“东方大港”是当年孙中山的梦想，跻身于伦敦、纽约之列，则是上海的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