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长：“扩大内需”执行中凸显两大问题

杜丽群：刚才裴长洪教授谈到了最重要的防范风险的方面一个是财政收支的风险，另外一个是信贷风险，他所分析到的4万亿投资的政策效益，对数字的解读都是非常准确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展开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更高明的见解，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请到裴所长给我们作演讲。 
　　下面掌声有请夏杰长教授给我们发表演讲。
　　夏杰长：我的话题是接着裴所长的话题讲的，虽然这个题目叫做“资本市场发展与信贷危机防范”，但是有很多问题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进行这个话题之前，我对裴所长讲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我非常喜欢裴所长刚刚讲的一句话，很多问题是在北京的办公室想不出来的，甚至是会想错的，如果不深入下去做调研，确实会想歪的。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央检查扩大内需资金的第21组的调研组和调研组，我们跑了5天，回来一个最大的感触，就说扩大内需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效果也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但是这种结构性、地区性的政策差异，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做经济学研究的，或者做经济决策的同志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就“家电下乡”来讲，因为“家电下乡”是中央扩大内需寄予很高希望的，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亮点，效果怎么样呢？在甘肃已经卖掉了6000多台，但真正拿到“家电下乡”13%补贴的也就是242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家电下乡”农民就有很高的积极性来做这个事，甚至有很高的积极性，是不是很顺利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份补充拿到手，为什么呢？程序非常罗嗦，比较粮食直补还要费劲，要层层审批，而且不能给你现金，要打到一卡通。
　　再一个，配套资金的问题。我们下去搞调研以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甘肃非常担心拿不出配套的钱，比如说甘肃本级财政收入276个亿，它的财政支出要900多亿，这样缺口将近有700个亿，哪去拿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到位中央的资金也是分期拨的，可能拨了第一笔，就不给你拨第二笔，我们今天讨论的信用，信用的核心问题是诚信，大家想在这么一个制度安排下，在配套资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既希望得到上级的投资，采取什么办法把这个资金得到手呢，要么到银行贷款做配套资金，要么干脆把标书做的更漂亮一点。
　　包括廉租房，廉租房建设也是这一次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比如每一平方米，在甘肃的补贴400块钱（中央掏），但是甘肃那个地方土地成本很高，建设成本很高，廉租房的成本达到2600，中央只补贴400，地方财政根本拿不出钱，第一能不能盖起来，第二盖起来以后，住进去的都是穷人，物业费怎么办，8毛钱的物业费是掏不出来的，所以说建起来以后怎么运行，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考虑到中央投资的差别，甘肃可能比北京资金缺口要大得多，但实际上我们分配还是基数分配，或者是洒胡椒面的分配，欠发达地区自己发债信用是很难保障的，大家也不愿意买，北京、上海发债大家都愿意买，因为北京、上海的信用非常好，也相信北京、上海政府能把这笔钱支付给老百姓、机构投资者。这2000亿是不是主要投资到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去？通过调研以后也引起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反思。
　　下面我讲几个思考性的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到底影响中国的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或者都有。我们现在扩大内需，完了政策出台以后，我们又接着出了十大振兴规划，这十大振兴规划里面真正与服务业有关的只有一个，就是运输物流，其它的都是制造业。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判断，金融危机好像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因为我们基本上通过加工贸易来出口导向型的一个经济，说白了是卖走低端的产品。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大家觉得对制造业影响更大，但实际上对服务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基本上有四个原因：
　　一是金融危机本身是一种信用危机，从次级债作为开始，从金融衍生产品这种信用工具作为导火线，直接冲击的是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度跟制造业比起来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毕竟我们也持有人家的债券、债务，我们金融业引进来的力度也比较大，但是走出去相对力度要小一点。所以，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
　　二是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我国的服务贸易。比如外面商务租赁、广告这种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都有直接的影响。
　　三是服务外包。我上个月跟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在山东齐鲁软件园开了一个会，各地的说法不一样，西安的同志告诉我冲击是正面的，他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但是上海无锡那边的同志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现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反服务外包。什么意思呢？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不主张把非核心业务发包给印度、中国、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第二种观点在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更应该集中精力做他核心的业务，把非核心的业务发包给发展中国家。两种影响可能都有，金融危机既可能促进中国的服务外包，也可能冲击中国的服务外包。
　　第二、金融危机肯定伤及制造业，我们现在都知道，制造业越来越多的会分裂出来，生产型服务业，也就是把整个产业链的两端都分裂出来，演变为一个生产型服务业。
　　第三、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们的是居民的收入。我们的收入无非是两个方面的消费，一方面是用于有形的物品的消费，另一方面是用于无形的服务的消费，我们的钱少了都要过紧日子，我们不管是用于物品的消费还是用于服务的消费都少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MBA，由于美国居民收入少了，MBA门票的销售，广告的收入，球星的收入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方面，我们现在主要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到底由什么来拉动，我们从已经出台的政策来看，更主要的是“铁、公、机”的拉动，这也是9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最直接的做法，这种做法要继续用，再一个也要做一个修正，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的途径，我想有这么几点理由：一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载体的，而这个载体，比如交通运输、物流需要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码头，交通枢纽这样的载体。发展养老服务业。现在养老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化的养老，社会化的养老必然就要有养老公寓，而养老公寓的载体是建筑业，我们发展教育、文化，它也有载体，比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建设。所以，发展服务业本身也需要这些物资产品的载体。二是我们这次扩大内需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民生导向，所谓民生导向更主要的是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关心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衣食住行相当多的内容，我们现在越来越依靠服务来满足，而不是依靠物品来满足，比如这一次发消费券，相当多的都是拿来做旅游，而不是去买鸡蛋、买瘦肉。基本公共服务更多的通过发展社会服务业来满足。
　　三是扩大内需的目的是保增长，保就业，服务业的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的途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业弹性的系数越来越低，这是因为我们主要的制造业必然出现一个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排挤出来的人很难在制造业里面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蓄水池来吸纳它，这个蓄水池就是服务业。我们注意到一组调查数据，大概被排挤的存量劳动力的80%，而我们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移的80%，和大学就业生80%，基本上是由服务业吸纳的。我们现在鼓励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创业一毕业能做制造业吗？不多，大量的还是做服务业。我们这一次扩大内需，保增长，优结构，稳就业，这三层目标要同时实现，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保增长的目标。
　　四是这次保增长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多年来为什么转不了，还是一个粗放型的增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目标我们达不到，我们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创造100个GDP，服务业的能耗只有工业的15%。
　　最后讲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发展服务业，我想应该要以多重目标来发展服务业，而不是单纯的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们的服务业。
　　首先，要以实现就业目标来发展服务业，就要大力发展中小服务企业，服务企业跟制造业比起来，它的相对规模比较小，但是中小型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融资问题，因为信用的甄别的成本比较高，一般来讲大企业都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更不要说给中小服务企业贷款，它没有抵押物，所以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要比中小制造企业融资更难，怎么突破这个瓶颈，是我们研究信用的同志都要关注的。
　　第二，要重视发展农村服务业。我们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但农民进城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城市市民，为什么？他没有良好的培训，所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这种服务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村生产型服务业，农机的推广、农村的卫生、教育，恐怕是我们未来的重要之中。
　　第三，要解决服务业体制问题。服务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管制要比制造业严重得多，好在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今天看报纸，新闻出版署讲要把出版业向民间放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文化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说白了就是管制，如果二人转没有限制，你想它创造的文化附加值是很高的。
　　第四，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有很多层次，但对于深圳、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来讲，保留一定传统服务业的同时，更多的是要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推手就是技术进步。比如通信，有信息技术让我们节约多少教育费用，可以在家办公，有了通讯工具以后，我们可以节约很多旅途的往来，通过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五，服务业的双向开放问题。我们现在一讲到服务业开放，就是引进来，我们怎么思考把自己的市场让出来，但实际上服务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走出去，所以在服务贸易的问题上我们是逆差的，如何让服务业走出去，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解决服务贸易的不平衡，这种双向开放，恐怕是我们发展服务业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