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与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

  1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未来珠三角发展蓝图跃然纸上。规划提出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2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53%、60%。

　　先进制造业包括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其中电子讯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等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30%。

　　制造业乃现代服务业的载体，制造业的改变必然牵动服务业的结构。当珠三角未来的半壁制造业江山与香港制造投资背道而驰，珠三角大力发展与香港形成竞争的服务业。香港的发展压力可想而知。

　　珠三角规划的内在逻辑是呼应后工业发展阶段的需求。改革开发的首三十年，珠三角建立起规模生产的制造业基础，目前虽仍以劳动密集为主，惟产业科技含量、资本密集度正急速上升。这包括广州的汽车业、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珠三角的重化和钢铁投资。

　　事实上，香港是两岸三地中第一个进入后工业发展的城市。根据Daniel Bell早在1973年发展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书中，后工业社会的首二大特征是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居民职业以专业与技术人员为主。香港的四大服务支柱产业，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支援服务是后工业经济的典范。

　　后工业时代挑战

　　国际社会中，美国是第一个迈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早在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越了蓝领工人，职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深层动态。二战后，美国以科技化、金融化为两大发展主轴，具体体现于美国的矽谷和华尔街两大模式。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扶持矽谷的科技突破，矽谷的科技创新丰富了华尔街的金融产品，两者的契合形成美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基础。值得玩味的是，矽谷的科技成就没有改造美国制造业，反倒与东亚制造体系结合起来，创造东亚奇迹。美国实体制造迄今仍以汽车、军工和航空为主。此次金融海啸重创华尔街，缺乏创新的美国汽车产业亦危在旦夕。

　　香港的后工业发展同样面临危机。香港发展战略主要是金融和商贸服务。在全球金融化和贸易大发展的年代，香港如鱼得水。新千禧年后，全球商品的供过于求，这两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已呈放缓。金融海啸后，全球制造工厂的中国和珠三角在2008年11月的出口为负增长，广东省对香港的出口同比下降19.9%之多，12月情况肯定更为严峻，势必重创为香港创造四分之一就业职位的贸易及物流业。香港在后工业时期的两大发展支柱－商贸和金融近乎同时崩盘，事态危急。

　　美国和香港的情况说明金融化、服务化不是解决后工业发展的最佳方案。如果说香港当前的困境，是过去自誉为经济福地的「福兮祸所伏」，那么将此转化成「祸兮福所倚」，或有可能成为香港另一新开端。而珠三角规划蕴藏不少端倪供香港发掘。规划提出珠三角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此中关键就是后工业社会强调的知识、文化和智能技术因素，有待香港深入发掘。

　　香港在后工业时代的机遇

　　单就知识层面，香港的大学教育素质应是珠三角的龙头。近年来，香港各大院校加强在内地招生，取录的内地学生皆为当地尖子，其高考成绩足以进入内地超一流大学。广东省大专院校取录的生员质素远逊于香港。美国矽谷模式的成功在于附近拥有世界级一流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大学聚集全球精英学生，教育与美国国家级科研项目、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如果说矽谷招揽了国际精英学生，香港至少招揽了国家级别菁英，实胜于珠三角的区域精英学生。后工业社会的区域竞争是知识竞争和人才竞争。香港已具极佳的人才基础和优势，关键是如何将人才、教育整合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环节。

　　后工业社会吸引人才的征结是文化。经济收益固然可吸引人才，文化同样得到知识型人才的高度重视。专业人才希望在文化氛围下，汲取自身的创新养份，并令他们的子孙获得文化知性的全方位成长。香港结合中西文化，在逾百年的西方治理的影响下，形成了优越的公民社会氛围。不单领先于珠三角，在全国范畴亦是最前沿的。香港文化因素进一步促进了体制的完善，确保社会公平正义。香港的法律体制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全国之最，具国际先进水平，为知识活动提供坚实的后盾。

　　香港与其汲汲与珠三角争夺既存的服务版块，不如在知识创新领域创出新天地。在后工业时期，大部分商品价值生成于生产前的设计研发，生产后的营销管理。香港经济活动集中于市场物流管理，较少涉足设计研发。香港的当务之急是盘活香港知识存量，进入生产前的研发环节，这可从大学做起。目前，大学教职人员以发表学术性论文为工作导向。香港宜在此非常时期，鼓励大学与珠三角制造企业开展应用合作，将国际科技研究成果转化成商品。

　　政府应利用本港体制优势

　　政府在投入资金资助之余，接受有关活动为教职人员工作表现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鼓励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参与应用性项目，让学生及早了解产业需要，并利用创新思维，开发新型产品。经济萧条往往促使更多毕业生继续升学，政府宜在此时资助和鼓励学生开展工业应用型研究课题，加强厂校培训，装备他们的智能技术，日后可更顺畅地衔接至实际工作，推动区域技术提升。

　　长远地，政府应利用香港体制优势，组建区域技术转移公共平台，协助大学研究成果的国际专利申请，建立连接国际市场与珠三角制造的科技专利讯息库，鼓励香港金融家和工业家从中挑选创意科技，加速技术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此外，香港应鼓励产品创新活动，包括与珠三角工业界合作，善用香港的公关媒体，举办高格调的国际工业设计比赛，提供高额奖金，资助获奖人才在香港成立设计师工作室，协助创意产品的制造生产和全球推广，乃至对内地优胜者提供优才移民的额外奖励分数，为香港物色、吸引和留住知识创新的人才。

　　当前，香港存在对服装、玩具、珠宝等产业的认识偏差，视之为传统产业。事实上，这些产业经历几千年的发展依然畅旺，表明产业生命力不在乎劳动密集程度，而是当代企业有否运用科技、文化创意，注入时代生命力予产品。正如丝绸、棉布和化学纤维对服装生产和设计的改造；碳纤维材料对自行车的升级作用。由此看来，阻碍香港经济转型升级不是产业本身，而是发展观念僵化带来的知识退化。如果将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理解为发展模式和支柱产业五十年不变，实将香港陷于开埠以来的最大发展困局。知识改变人类命运，加强香港的知识、创新应用方面是改变香港发展轨迹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