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为众：危机下的中美贸易摩擦

　经济萧条之时都是贸易保护抬头之日，中国面对的贸易摩擦亦有加剧之势。从输美轮胎特保案看，中方应对贸易战的表现正趋成熟，但仍待改进。首先，企业要丢掉侥幸心理，未雨绸缪，并寻求客户支持，尽量免受伤害；在诉讼难免时，则聘请当地律师积极应战；长远看，将美国企业“请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才是规避贸易纷争的根本之道。 　　金融风暴后，美国消费市场萎缩，中国出口持续暴跌，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频仍。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限制关税，税率从目前的4% 提升到第一年的35%、以后两年的30% 和25%。
　　近年，随着部分产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开始增强，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暗流，比如印度在今年5月发起对中国轮胎的特保调查后，10月又拟对中国纯碱产品征收20%的从价税。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如同面对一个定时炸弹，重要的是认识它，驾驭它，并从战略角度制定相应的对策，莽撞地拆卸则可能更早地带来灾难。
　　金融危机加剧贸易摩擦
　　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新鲜的玩艺儿。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斯就说过：“自由贸易是政府能够给人们带来的最好的政策之一，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不受欢迎。”因此，不要幻想贸易保护会永远消失。
　　导致贸易保护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就业。输美轮胎特保案中的冲突也体现在就业上：美国2004-2008年已经有5家轮胎厂倒闭，导致近5000工人失业，进入2009年，又有数千人的工作危在旦夕；对中国而言，一旦惩罚性关税实施，不光出口创汇受到伤害，出口企业及其上下游数十万计的工人都可能失业，所以双方互不相让。
　　从历史规律看，贸易保护主义很像潮汐，周而复始，每当经济萧条之时，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日。经济危机的恶果之一就是高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创下9.5%的新高，在汽车重镇底特律，失业率更高达14.5%，民众的情绪犹如夏日里浇上汽油的干草堆，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所以贸易保护势力增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并不奇怪。
　　在笔者20多年的国际贸易生涯中，碰上过数不胜数因为倾销、特保、补贴或垄断等引发的贸易摩擦案例，从服装到鞋类，从蜡烛到皮革制品，从油画布到纸张兼而有之，现在我手头上还在准备一份应对中国人造丝带进入美国需交惩罚性关税的诉讼材料。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的每一根白发都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生。
　　中美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五花八门，因产品类别而异，虽然主要焦点大多是中国产品价格过于低廉导致美国厂商无法竞争，但美国厂商在指责时往往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的称中国出口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童工或是囚犯；有的说出口国政府补贴出口企业；还有的强调出口企业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说白了，哪条法律对其有利，他们就利用哪条法律，醉翁之意有时并不在酒。最可笑的是，我在加拿大工作时，公司从印度进口的牛皮制品曾遭到了抵制，原因是有人提出当地人在收购、运输以及宰杀牛的过程中不人道。这一招还真灵，有人围在商店门口一抗议，公司决策层马上决定不从印度进口皮制品，以消灾免祸。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与经济利益绞缠在一起的，同样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以至于有个中国老总曾很不解地向我抱怨：“美国人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呀？”
　　美国主流社会对国际贸易
　　的态度演进
　　纵然存在种种摩擦，但从大趋势看，美国主流社会目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持认同和支持的态度。20多年来，笔者见证了这一认识演变的全过程，美国连锁零售业界的态度转变就是一个缩影。
　　零售业直接面对美国每一个消费者（同时又是选民），因此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零售业一直是国际贸易的反对力量。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特的自传副标题“美国制造”便一语双关，一方面宣称自己实现了美国梦，另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商店捍卫美国制造业，保美国就业。他早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更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讲，高调捍卫“美国制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沃尔玛却成了美国最大的进口商，仅2008年从中国的直接进口额就达上千亿美元之巨，沃尔玛货架上的货物大部分来自进口，“中国制造”又占其中的大部分，更不用说沃尔玛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连锁零售业了。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恰恰是连锁店为甩掉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而大力发展自有品牌和直接进口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连锁店以其资本逐利的本性逐渐从国际贸易的反对者转化为倡导者，成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盟友。
　　人自身的利益往往最容易帮助他们改变观点，其实，很多人都是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但常常身在其中浑然不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去认识这一点。记得一次我在欧迪办公的商店经理大会上做关于发展直接进口的报告，一个商店的经理当场提问：“公司为什么不组织一批美国产品，打上‘美国制造’的字样，利用消费者的爱国主义促销？”我的回答是：“美国消费者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当他们在商店里选举（选产品）和投票（付钞票）时，看重的是价值，而不是是否在美国制造。美国汽车业打‘美国制造’这张政治牌多少年，最终被日本汽车商杀得遍体鳞伤。如果我们不能在货源上保持竞争优势，公司最终就不得不倒闭，各位也会失去工作，所以，‘美国制造’这张牌打不得！”在处理贸易摩擦的谈判中，帮助对方理解“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样重要。在输美轮胎特保案中，中方就频频强调双赢和双输的可能性，把美方的最终利益巧妙地和中方利益捆绑在一起，显示其谈判理念日趋成熟。
　　国际贸易影响了美国，美国又反过来影响着国际贸易，这个互相影响和各方势力的意见转换会深刻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并反映到中美贸易关系中，透彻理解各种变化的脉络，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至关重要。
　　应对贸易战的四条忠告
　　应该说，这次轮胎特保案中，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组成的产业代表团表现得较以往要成熟老练，美国舆论的评价也比较认可。不过总体来看，中国各方在处理贸易摩擦时仍显得欠缺经验。蚂蚁雄兵般的中国出口企业虽然为中国摘取了“世界工厂”的皇冠，但因为缺少重量级的跨国公司和行业领军人，面对重大危机时常常是仓促应战，不堪一击。为此，笔者根据多年经验总结了四条企业应对贸易战的建议，这里一吐为快。
　　首先要未雨绸缪，未焚徙薪。输美轮胎特保案根本不是新事物，小布什在任时曾经数次否决特保案，关于轮胎行业的特保诉讼也早有耳闻。其实，所有贸易摩擦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由来已久，只要丢掉侥幸心理，提前做准备，不把所有鸡蛋放在“胜诉”这一只篮子里，就能防患于未然。我们有一个做带框油画布的画材供应商无锡凤凰画材，就是在有关该产品反倾销的争论正热闹的时候，毅然把对美出口的生产基地搬迁到越南。到了2006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国输美油画布的反倾销令，宣布按照77.9-264.09%的税率对中国企业征收现金保证金，统一税率为最高税率264.09%。凤凰画材虽然积极应诉并赢得了77.9%的最低税率，但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加上77.9%的税率意味着什么，所幸这时其越南工厂已经投产。相比之下，它的很多同行们就没有那么幸运，有的甚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第二是寻求客户的理解和配合。还以凤凰画材为例，在迁厂前后，其高管多次与我们商谈生产计划，以期共同应对。搞过生产的人都知道，迁厂难，跨越国界迁厂难上难，其中有员工、原材料、地方法律、文化习俗以及质量、价格和交货期等种种问题。因为有了开诚布公的交流，迈克尔斯作为该企业最大的客户决定与其携手共渡难关，在其建厂初期，我们战略性地将一批订单转往墨西哥等国，待其生产能力逐步恢复时又将订单转回来。今年初我到越南访问该厂时得知，其在当地的生产效率已经超过无锡的老厂。一般而言，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的客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盟友，寻求盟友的理解和配合恰恰是共渡难关的一把金钥匙。这一点，中国企业普遍做得不够。
　　第三是聘请本土高手挑战美国法律。这次输美轮胎特保案另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聘请了有经验的律师打官司。我个人的经验是，请律师不要怕花钱，一定要请第一流的。过去我也为国内企业联系过律师，但对方往往一听到高额的律师费就被吓傻了。大家都以为美国是个法制国家，岂不知法律全靠律师巧舌如簧的解释，所以法律面前绝不是人人平等，在美国同样的法律对有钱人的保护要远远高于穷人，对大公司的保护要远远高于小公司，道理很简单，穷人和小公司请不起律师，至少请不起名律师，所以官司还没打已经输定了。有位中国企业老总曾不无担心地问我：“花这么多钱请美国律师，他能真心真意帮我们中国人吗？”这样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在美国，你花钱请律师，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而且是尽心尽力的仆人，放心用就是了。有“铁娘子”之称的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卸任后以资深合伙人身份加盟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在中国轴承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凶多吉少之时，这位昔日中国政府的谈判对手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中国出口企业打赢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官司，这绝对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媒体对输美轮胎特保案中国方面证人的英语水平颇多溢美之词，认为“听证会现场与各方代表沟通毫无障碍”。我毫不怀疑中国证人英语的流利程度，不过我的建议是，只要不是法律要求非做不可的，中方人员一律只做庭前和庭后的准备和支持工作，不要轻易上庭作证。作为一个证人，你对当地文化、习俗、法律等的了解不足都会被对方找到缺口，因此，做幕后人、不要轻易抛头露面方为上策。
　　第四是“请进来”、“走出去”，化敌为友。今年8月7日，在轮胎特保案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劳工部的官员向诉讼方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发问：为什么美国轮胎企业没有参加诉讼？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是这些巨头都在中国设厂，中国对美出口它们也是受益人；二是这些跨国巨头无不看好迅速升温的中国汽车市场，无不想从中分羹，所以不愿与中国政府和出口企业为敌。这次特保诉讼，反对该案的美国利益集团不仅有该国的轮胎制造企业，还包括与这一产业相关的批发、零售、售后服务、翻新、回收等企业，总体上看，即使在美国国内，反对者也比支持者还多。所以，中国要用“请进来”的方式继续鼓励美国各行各业来投资，来的人越多，朋友就越多，敌对力量就越少。
　　说到“走出去”，做得最好的是日本汽车制造业。你不是害怕失业吗？我把工厂办到进口国去，不但卖车给你的消费者，还为当地解决就业贡献一份力量。这些年，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可是香饽饽，如果哪家公司在某州某市选址建厂，绝对是当地的头条新闻，州长、市长的人气冲天，官运常常因此亨通起来。就是用这种“走出去”的方法，从来没有被底特律大亨们正眼瞧过的“小日本”居然颠覆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们的霸主地位。眼下，一些优秀企业如海尔、格力等已经走了出去，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带了个好头。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大潮流，各国领导人对此的共识日趋一致，运筹日臻成熟，至于贸易摩擦的暗流，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不能改变历史大方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另据笔者观察，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世界趋势中，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也有所抬头，抵制一些海外品牌的呼吁常见于网络，这对世界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有百害而无一益。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应当成为国际贸易的坚定推动者，而非退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对这一现象政府需要正确地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