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难题考验奥运后中国经济

发达国家经济走势不定，世界经济充满风险；世界经济结构表现了新型不均衡动向；全球石油等资源价格高位动荡，推动世界经济的价格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新变点—— 　　北京奥运给世界投资者上“全险”
　　21世纪的奥运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奥运会主会场的全球化”。卫星数字电视的普及、因特网在全球百姓家落户、移动电话的全球漫游，使奥运主会场的赛事实现了全球即时传播。百余年来，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使奥运会成为全球民众的节日。
　　在这样一个多彩的时代，北京主办奥运让世界民众看到了“文明的中国”和“遵守规则的中国”。北京成为世界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世界信息的“首发地”。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所表现的传统与现实完美结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靓丽多姿的各种体育场馆、众多项目的新纪录，让世界普通百姓产生了百闻不如一见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将是北京旅游大热潮。仅此，北京将再次成为世界的新热点，中国将再次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中继站。
　　尽管人们习惯于沿袭历史经验看后奥运中国经济，但是北京奥运带来的新变化无法忽视。奥运期间，不仅有80余国和地区的首脑出席了开幕式，更有众多的企业人观摩奥运赛事。全球的企业家、投资者每天都在“火线侦察”中国市场。
　　自从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的物流、流通以及电信、金融等服务市场不断开放，世界著名商户早已瞄准中国市场。如果说2001年中国入世，吸引了全球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云集中国，那么北京奥运后，全球的商业、金融、旅游等服务业将在中国市场掀起新一轮投资浪潮。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道理很简单，投资以利益为重。哪里风险最小、哪里投资回报最高，哪里就会成为投资的集中地和产业聚集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国经济高涨的动力归结于外来投资。而海外投资者看中的也正是中国市场的利润空间。
　　如果说，30年前中国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全球投资者投保了“政治风险”，引来外资云集中国，那么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主办，则意味着中国将以“负责任的大国”、“文明的大国”和“遵守规则的大国”名义，为世界投资者“投保全险”。
　　2004年以来，世界上一度出现了所谓“中国风险论”，主要国家的对华投资出现了“中国+1”的新模式，即通过附加一个投资地，分散对华集中投资风险。但现实是，近5年来，中国经济恰恰表现了令世人瞩目的连续两位数高增长，“中国风险论”不攻自破，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具魅力的市场。
　　眼下，面对通胀、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成本上升，部分发达国家企业似乎又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将出现“宏观过热，微观紧缩”的新风险。而奥委会主席罗格在闭幕式上盛赞“北京奥运，无与伦比”，无疑是用世界共有的标准，否定了“新型中国风险论”。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奥运后，中国市场必将是最具奥林匹克精神、遵守全球规则、公开、透明、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自然也将继续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由此，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投资，将不可避免地回流“懂规则的中国市场”。而全面开放的中国市场与健康的外资，以及具有广泛参与精神的本土资本的有效结合，必将带来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时代大升级。这是北京奥运后中国经济的必然前景，也将是中国经济与以往的“后奥运经济”的不同之处。
　　国际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环顾四海，眼下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混乱，“资源通胀”推动世界经济体系裂变。这恐将是奥运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走势不确定因素增大，世界经济充满风险。长期看，世界经济体系、国际货币体制，乃至国际政治秩序如何变动，都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短期看，全球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供需关系、世界资金的流量与流向，以及美元汇率的走向，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风险。而眼下，在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混乱，走上健康轨道之前，日欧经济又相继表现下滑迹象，致使新兴市场经济前景不明，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堕入九里迷雾。其结果是世界资金躲避风险，脱离股市，全球企业的融资环境普遍恶化。尤其令人担忧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东亚地区的FTA进程，均面临着罕见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世界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结构性调整期。在此，奥运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渐趋复杂多变。 　　其次，世界经济结构表现了新型不均衡动向。一是全球流动性畸形分布。一方面，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导致欧美证券市场功能麻痹，正常的市场信用日遭怀疑，国际资金链极度脆弱，国际流动性异常紧缺；而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市场国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增强，融资成本陡升，企业竞争力倍受削弱。二是全球物价上涨率参差不齐，发达国家物价上涨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物价上涨率，通胀政策成本恐将再次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南北经济落差矛盾恐将重演。尤其是南北之间固有的技术（生产率）差距重新暴露，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批发物价上涨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的成本竞争力削弱，交易条件恶化。三是日元、美元并行贬值，反映贸易和物价水平的“实质实效汇率”跌入历史最低值，而同时，人民币等亚洲货币普遍升值，在汇率上，新兴国的贸易竞争力再遭削弱。
　　第三，全球石油等资源价格高位动荡，推动世界经济的价格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新变点。从国际商品市场看，鉴于石油等期货价格往往决定今后若干年的现货价格走势，而前阶段WTI价格一度接近150美元/桶，今后国际石油价格很难预期。短期看，占世界石油消费1/4的美国需求动向仍难确定，尤其是飓风动向、冬季气温等因素恐将使今后半年的国际油价走势难料。问题是，在高油价下，中国大规模增加了油气田开采投资，一旦油价剧烈波动，恐将面临“产出效应”难题。此间的风险，特别是油价变动导致的信贷风险，将成为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不可忽视的难题。
　　在此情形下，如何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真正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在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上的作用，积极引导全球投资分布，应对新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型不均衡，恐将是全球共同的课题，也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变革也需考虑“阶段性”
　　眼下，为消化“次贷危机后遗症”，欧美开始主导金融监管新潮流，积极布局“金融再管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新论争。如，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对迟缓的日本，提出了构建“市场型间接金融体制”新构想，欲走“金融资本主义”的折中道路。面对美、欧、日的不同制度选择，中国等新兴市场国的金融改革面临全新的挑战和风险。
　　而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市场条件。因此，金融制度改革、金融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关乎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地位与态势，可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随着中国贸易大发展，以贸易为主的经常收支顺差连年扩大，“中国资金”、“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成为确保中国贸易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已成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
　　实际上，回顾国际金融发展史，不难发现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构建、修正、再构建的过程。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也体现了国际金融制度从“规制”（Regulation）到“放松规制”(Deregulation)，直至“再规制”(Re-regulation)的基本程序。
　　因此，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也需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贸易的待成熟性，以及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等特点。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欧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的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中国依然需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在此，构建中国金融改革的自信格外重要。
　　实际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日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人民币汇兑制度对东亚的影响。其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后，鉴于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出口市场的趋同性，东亚各国在汇兑制度上，事实上开始追随人民币，形成了“人民币云团效应”。中国的汇兑制度与政策，对东亚地区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尤其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力量结构变化，美国前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很遗憾，日元已经错过了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一极的时机”，“未来40年，国际货币体系恐将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共主的三极体制”。
　　显然，中国金融改革值得自信。但这种自信并非简单依存于经济快速发展，而更主要的是依存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改革。构建适应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中国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制度，已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条件。
　　北京奥运会已被世界认可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誓言，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里程碑。在此，如何利用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可谓关乎奥运后中国经济前途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