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巨额贸易顺差决定人民币升势

　乔致庸当年的“汇通天下”今天已成为现实——“汇”是货币，“通”是流动性，“天下”是全球金融市场。 　　面对各国货币汇率的浮动，令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基辛格博士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整个世界！”当今世界，石油、粮食和货币已成各国关注的核心商品，但至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对这三类特殊商品的长期控制，甚至美国都控制不了已成为国际货币的美元。
　　人民币开始走出国界进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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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世界里，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并没有日常的经济职能。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把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局外人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对于政府的经济“职业”，却并没有公认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技能。
　　其实，政府这个新职业的基本技能就是生产和经营通货膨胀。凯恩斯从充分就业目标引出有效需求不足，从有效需求引出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又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引出赤字财政与合理举债，于是因赤字开支和举债消费而产生的货币超额发行就有了合理性，并把“适度”通货膨胀变成了政府的职业考评标准。可以说，政府的新职业就是通货膨胀制造业，于是如何达到“适度”通货膨胀，就反映了不同政府经济管理的职业化水平。
　　这个职业的初级技能是发行管理，高级技能是在发行管理之外增加了输出和调控，于是就有了外汇的储备和经营与汇率的调节和控制。
　　在金本位时代，各国外汇储备都是黄金(资讯,行情)，一损俱损，相对简单；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美国控制了货币，自然企图控制整个世界。因此，各国的汇率政策就有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形成了一个超越各国控制的外汇交易市场。在衍生产品市场形成之后，与汇率相关的政策博弈就进一步升级为超越国界的交易性市场。
　　从本国货币的发行管理到国际化的市场交易，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把国家的汇率政策引进了跨国的大宏观交易市场，并在国与国之间增加了一个职业投资基金群体。
　　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对冲基金，就像啸聚江湖的绿林好汉一样，在多空博弈的市场交易中，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战时呼啸而来，战罢四散而去。他们对市场如敬畏神明，视成败为家常便饭，成则痛饮谢恩，败则闭门思过，特别是在衍生交易市场以小博大的对冲基金，其交易模式必然以短期的战役式投资策略为主。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民币的美元汇率在连续升高之后突然出现创纪录的“十连阴”，说明人民币作为新的交易性商品，开始走出国界进入“天下”，从政策性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交易性的震荡上扬，会在上升趋势不变的背景下出现更多交易性机会。换言之，这是人民币市场化的第二阶段，从单边上扬的政策性调控进入震荡攀升的交易性市场。
　　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是汇率基础
　　汇率政策的博弈发生在超越国家的“天下”，在这个国际化的交易市场上，美元虽一币独大也不能由美国政府一手遮天。格里芬教授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描述了美元“悖论”：强国才有强币，强币必有外储，外储形成逆差，逆差导致弱币。
　　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与外汇资产结构成为汇率政策博弈的工具，巨额贸易逆差的累积也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和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必然决定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趋势，这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保持上升趋势的经济基础。
　　在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美国的高消费和高举债与中国的高生产与高出口，美国的穷人通过次级贷住进了大房子，房子里面的各种用品多数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于是美国的穷人住大房子，中国的穷人有了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次级贷也帮助了中国的穷人，提高了中国的就业。
　　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外汇收入，由于外汇管制，外汇变成外储退出了流通，对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从美国方面看，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等于是帮助美国输出了通货膨胀；从中国方面看，外汇退出流通变为外储，中国必须及时增发大致等额的人民币来保持货币流通量的稳定，否则就会降低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这时，外汇储备就会成为隐形的通货膨胀储备在金融体系之内，任何外汇资产的动用都可能成为新的货币投放。
　　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美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就形成了，中美之间也就有了不同于中欧和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主题。在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打破了长期的经济平衡，于是美元的强势贬值与人民币的强势升值自发地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调节器，让失衡的中美经济尽快恢复平衡。
　　国际化的货币交易市场是高度流动的，信息流动是交易基础，交易又不断创造信息。人民币的商品化是汇改之后形成的，近期各国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贬值，把人民币也纳入了贬值的震荡，这是人民币汇改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意味着从此之后，人民币也像其它主要货币一样，开始具有交易性商品的属性，开始脱离纯粹政策性调控的轨迹，走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