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许多企业，特别是目前业绩还可以维持的企业，必须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5年后或是10年后自身的前景，必须考虑企业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生存之道 
　　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帮助现有的企业尽可能地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企业
　　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持续，政府和企业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谋求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 
 
    近日参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国际经济高峰论坛”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的比较优势走到了尽头
　　《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对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中国经济学家援引“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20多年的增长来源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你在不久前撰文认为，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能否介绍一下你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
　　高柏：中国的后发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在过去30年里的确为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人民币不必升值，中国可以永远这样做下去。然而，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后，人民币必然要升值。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的成功，带来了今天中国必须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局面。在人民币升值这一长期趋势下，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很难持续下去。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中国要完全放弃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吗？
　　高柏：我并不是主张中国从此不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理解成一个由很多企业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企业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有像华为这样的创新型企业，也有给别人打工、做OEM的。多样性是一个经济体适应外部变化的保证。我的主张是，希望自主创新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不是说让政府来下令，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部关闭。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就业，我们不可能主动制造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还要在中国能挺一天是一天，毕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但问题是现在就得有人去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要做衬衫了，我们应该准备的是当有一天我们想做人家也不让做时的因应之道。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外汇储备日益增长、国际压力逐渐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似乎正在印证你的一些判断。在内外压力下，中国沿海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可能，不少企业感到压力重重。你认为这些企业应该怎么办？而政府又需要做些什么？
　　高柏：这是一个需要中长期考虑的问题。不能说你明天活不下去了，今天才来想办法，这已经来不及了。在海外企业的发展历史上，很多企业被淘汰了，就是因为没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许多企业，特别是目前业绩还可以维持的企业，必须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5年后或是10年后自身的前景，必须考虑企业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生存之道。对政府而言，在2005年明确提出了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是对以前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的发展路径。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帮助现有的企业尽可能地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企业。后面这一条是政府更应该花大气力去做的。在具体的产业、企业内部，这一战略如何能得到贯彻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一个既定的体制里，要进行重大的转变必然面临着许多矛盾。任何一个体制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于这一新战略会有不同的看法。如何整合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推动在体制上、法规上落实这一战略是政府亟须做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
　　高柏：我曾经比较过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相似和不同。 二者相似的是缺乏微观层面的监控机制，而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重视科技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也即创新。虽然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得厉害，但日本的汽车照样畅销全球。我曾经指出，与日本的模式比较，中国模式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泡沫出现之前，已经解决了国内不平等问题；二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将技术创新作为竞争优势的基础。
　　全球化的巨大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经济都只是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你曾提出一个观点，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技术、资本、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的结构性过程，也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制度性的过程。全球化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高柏：我在2004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本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一书中，讲到日本成功的制度为何到上世纪90年代后就一蹶不振，而且持续时间如此之久，阐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国际金融秩序，经济体制中如何存在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企业的治理机制重协调而轻监控，乏人监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体制没事，金融风险很小，固定汇率、中央银行负责汇率，企业不用担心因为汇率变动而导致海外资产的波动，汇率变化非常缓慢，要由各国谈判决定。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疯狂投资已无人监控，投资过猛，到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所有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被迫结束，迫使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去追求资本的效率提高。日本原有的无监控、竞争式的疯狂投资到了浮动汇率、金融自由化时代，就导致了严重的投资过热，最后泡沫破裂。
　　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一种强烈愿望，把自己的海外资产在不同的货币之间进行及时的自由兑换。并且，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大银行有了谋利的空间，所以它们也积极推动西方各国政府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国际外汇贸易额和国际贸易额之比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二比一发展到今天的一万多比一。金融资本已经完全从贸易中分割开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运作攫取利润的领域。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的中国，正在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是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迈进，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在向金融风险接近呢？
　　高柏：风险是肯定的。对中国经济而言，浮动汇率风险必然加大。我个人感觉国际接轨论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以为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也要跟着走。问题在于，全球化是以一种钟摆的形式发展的，在保护社会和释放市场力量之间一直在来回摆，在生产扩张和金融扩张之后都有大的危机，然后从头开始。这样来看，全球化大方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对美元本位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人民币或欧元可能冲击美元本位制，全球金融体制会受到挑战。你认为下一步可能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或体系，来延续全球化的进行？
　　高柏：每次全球化的浪潮以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开始，然后走向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有金融扩张，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要有全球性危机，旧的霸权体制就可能崩溃。次贷危机有没有可能结束美元本位制？还有待继续观察，要看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不是在往那个方向走？这是一定的。目前之所以石油价格飞涨，其部分原因在于石油用美元计价。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条件下，如果石油价格不涨，石油输出国就要赔钱。但是，如果石油真涨到200美元一桶，各国肯定会受不了。用不了到那一天，就会有人要求国际上用一种强势货币来计价。如果这种局面真出现了，就意味着美元本位制的崩溃。正是由于美元本位制，美国才能向全世界借钱。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离开美元本位制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有总统候选人表示，如果其当选总统，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制定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经济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你如何看待美国这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高柏：这反映了美国部分选民的愿望。经济问题是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最重要的议题。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实际上反映出发达国家选民对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冲击的深刻恐惧。这里边的道理很简单。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思维，资源配置的效率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如果把全世界作为一个劳动力大市场，实现最佳、最有效率的资本与劳动力的配置，意味着发达国家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能干的工作将全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果是这样，选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选民，当然反对全球化。不管谁当选，只要外包、离岸生产等情况继续，失业率就会越来越高，选民早晚要嚷嚷，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必然会180度转弯。总之，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有许多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