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亟需帮助中国出口企业度过转型阵痛期

中国出口企业走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最典型，这两个地区的外向型企业正在经历转型煎熬，产业升级与内需经济牵涉到整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仅仅靠压迫出口企业、调动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是不行的，政府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帮助国内企业共同渡过难关。 
出口企业面临人民币汇率 
升值、原材料涨价、知识产权壁垒、产品标准提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难题。中国出口企业的劣势在各种因素共同的压榨下开始暴露。 
    第一，中国企业被定在产业链低端，没有定价权。也就是说，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办法通过价格机制，将成本传导到消费终端。只要采购商不接受报价，中国企业就无计可施。第二，没有金融风险的释放工具。根据记者对广交会的采访，为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急剧上升，一些企业坚持先开欧元价，后开美元价，甚至提出开人民币价格，或者以未来1：6.5左右的汇率谈远期合同，但大多数时间都被采购商拒绝。一些企业被锁定在低价终端，连5%的利润都无法维持，根本不可能抵挡汇率风险。第三，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如在过去一年中，温州打火机企业倒闭了八成，主要原因是去年打火机的原材料锌、镍、白金、铜等价格大涨，原来的铜是两万元一吨，现在涨到了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一吨。另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测算，《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企业的成本增加了20%之多。 
面对汇率升值，政府方面不仅没有通过降税、信贷支持等办法力撑出口企业成功转型，反而坚持紧缩信贷、提升成本等方式给予企业更重的压力。政府也许希望借助这次转型，通过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实行企业的做大做强的目标。减少企业数目，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就像政府在钢铁、有色金属行业呵护特大型企业一样。 
出口企业必须转型，但我们不能忘记拔苗助长的教训，如果出口企业在内外夹击下倒闭大半，那将涉及到1.5亿-2亿名出口企业员工的就业问题。已有的情况不容乐观，来自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温州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其中有近20%的企业面临停工或倒闭，接近6万家中小企业遭遇困境。来自温州市工商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仅在去年，注销的企业就有3579户，随着危机加重，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加大。 
从出口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需要内部市场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仅靠从汇率和信贷上压迫企业，转型不可能获得成功。一个巨大经济体硬着陆式的急剧转型，肯定是场灾难。 
政府值得称道的办法是拓展国际平台。4月7日，中新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4月13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即《中智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签约国将在WTO基础上给予签约国的进一步优惠。另一个办法是组织企业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投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十分必要，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利好无法缓解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压力，由于国内能源行业的垄断现状，能源价格仍然居于高位，并在可见的将来一直对企业构成压力。 
不得要领的办法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继续吸引外资，对自主创新与高科技企业给予几十万到几百万元的奖励，甚至动用政府补贴推进家电下乡工程。前者是由外资大企业来取代国内中小企业，并没有实现转型之能，而后者则十分不智，由政府掌握过多的公共财政，撒胡椒面似的奖励到政府选定企业的头上，纯属钱财浪费。事实上，以往类似的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扶持工作，从未取得过预期的效果。这有助于政府官员的心理膨胀，却无助于市场的变革。而家电下乡则更是滑稽，政府怎么知道农村居民喜欢什么样的消费品？ 
真正有效的举措，包括给予内迁中西部的企业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对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失信行为给予处罚，使企业有通畅的申诉渠道。当然，这些都是削弱政府部门之利的行为，减少审批意味着减少权力寻租空间；降低公共财政还利于民，意味着经济控制权的降低，降低物流成本意味着靠山吃山地收取高额买路费的行为必须改变；给予企业申诉权意味着地方执法、司法机构独立性的增强。 
这些都是政府的自改革行为，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备条件，再难，也得做。否则，政府就是把企业逼到墙角，其结果不是换来经济转型之后的健康发展，而是迎来一拨严重的衰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