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资政策应该转向“中性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外资紧密相关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近30年，引进外资就已28年。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1985年为29.7亿美元，2006年达5638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由当初的3%左右上升到58.18%。在就业方面，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达3000万人，约占中国城镇非农业人口的1/10。
在这些数字之外，外资所带来的知识、管理、技术以及观念上的变化，更是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演变、市场体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更是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化的里程碑。毫无疑问，外资对于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对引进外资的诸多崇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拿出了数以千计的政策优惠，动员了巨大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来吸引外资。在全国各地，吸引外资和外资利用率成为地方政府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各地纷纷对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土地让利，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迄今为止，外资崇拜在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存在。一位国外经济学家曾感慨：“世界许多国家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都心情复杂，既爱又怕。只有中国，不仅对他们敞开怀抱，而且表现得欢欣鼓舞。”
不过，时势在变化。在经过了28年的大力欢迎之后，中国引进外资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过去对外资是“饥不择食”、“来者不拒”，那么现在中国则开始对外资“挑肥拣瘦”、有所选择了。在能耗、环境污染等多个方面，中国开始对进入的外资严加选择；在产业安全方面，中国也开始逐渐增加门槛，对过去含糊不清的领域加以明确。
    近一两年来，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引起了一系列争议，从去年的“徐工”事件、“苏泊尔”事件，到今年的“娃哈哈”事件，这些过去都不会成为问题的投资行为，现在却成了问题。虽然上述事件的原因各异，但本质上都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围绕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纠纷，中国的引进外资政策被置于一个敏感的关口。此前，中国政府部门一直谨守中立，不发表倾向性的言论。我们注意到，最近官方媒体开始显出支持娃哈哈的迹象了。比如人民网日前的文章就提出问题：跨国公司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类似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它不局限于具体的个案，而是上升到反思引进外资、引进跨国公司的高度。从过去的无条件欢迎，到现在的质疑和反思，中国面对外资的态度，隐含着巨大的跨越。
    应该历史地看待这种变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市场机制建设到了一定的阶段，中国的外资政策的确到了一个需要转变的时候了。这种转变不是人为的歧视，也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一视同仁，它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性”政策，即在一个相对开放、公平、透明、法制化的环境中，来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外资仍要继续引进，但既不能把外资当成掠夺者，也不能把外资当成上帝。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外资政策应该进入一个“中性时代”。其关键在于政府及政策。“中性”的外资政策，一是调整优惠政策，统一国民待遇；二是加大对内开放市场，鼓励国内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加大市场的透明度和法制化；四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对于国内企业的创新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