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外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考

  
　　长期以来，对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优化一直是业界热门话题，有关专家、学者对其深刻意义做了全面的论述，钢铁业内人士也形成了共识，但舆论一直对其进度不满意。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建立成熟的钢铁工业体系就必须完成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的稳态。这个过程可以有不同的道路，美国钢铁业的发展是从自由竞争通过兼并集中达到产业集中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保护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则是在政府扶持下通过大企业集团的集中投资，并辅以兼并收购实现产业集中；欧洲则是逐渐减少了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采取了限产和私有化的政策，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重组，然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进行重组；韩国的产业集中是通过政府周密的计划和投资导向，扶持大企业发展，建立起大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
　　
　　上述国家和地区钢铁工业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一个产业的成熟是建立在该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基础上的。尽管产业集中程度由于各国文化、历史、经济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形成一定程度的较为稳定的垄断竞争格局是共同的。
　　
　　(2)产业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产业集中的方式离不开现有市场结构的格局。欧美钢铁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首先面对的是存量资本的重组，因此兼并收购成为主要手段。日本、韩国则是在二战后重建过程中建立起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增量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中国在市场分割的计划体制下利用增量资产进行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组织结构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留给中国钢铁业的是大量规模小、效益低、技术落后、地域分散的存量资产和结构不合理的市场造成的低层次的生产过剩，增量投资在其中则遭遇尴尬的局面。因此必须解决大量存量资产的重组，在兼并、收购、重组的基础上，淘汰大量没有价值的存量资产，通过合理配置高质量的增量资产，提高产业集中度，建立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钢铁工业产业组织结构。
　　
　　(3)建立成熟的钢铁工业体系需要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条件。从各国产业集中的历史先决条件看，他们首先都是具有一定的资本发展微观基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一个较为成熟的私人资本阶层，日本历史遗留下来的财阀是日本政府实行产业集中政策的历史微观条件，韩国的家族财团所拥有的家族企业和企业家则成为实行产业集中政策的微观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和各级政府都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联合，但政策意图在很多时候受到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扭曲，产业集中的美好愿望往往落空，在钢铁行业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实现市场结构完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大力度培育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形成一大批具有实力的企业家、经理人队伍。
　　
　　(4)市场规模的概念变化使中国市场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欧美钢铁产业集中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们随着市场发展不断改变着并购集中的内涵。日本、韩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则是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国际市场还处于相对分割壁垒状态，国家作为较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可以主要在国家范围内进行，产业发展政策着眼于赶超发达国家。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扩大了集中和垄断的范围，另一方面改变着对集中和垄断的观念。
　　
　　今天中国钢铁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还未完成，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国际资本加快了参与中国钢铁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已不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中进行，并且中国钢铁业也已经加快了全球产业集中的步伐。
　　
　　(5)政府支持是后发国家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产业集中道路选择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欧美钢铁工业集中时，以资本自身永无止境的动力，几乎可以在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下通过兼并收购从容不迫地完成产业集中。日本、韩国钢铁工业则是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参与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通过增量资产的配置实现产业集中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仅靠资本自身的微观基础，仅靠企业兼并收购完成产业集中，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没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历史条件，因此政府的扶持就成为必要手段。
　　
　　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中能起到较大作用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非国有的国内资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上市钢铁公司控股的绝大多数是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只有政府参与配置的国家资本才能与国际大资本抗衡、竞争。所以在中国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中政府必须扮演重要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