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企看加工贸易调整的影响

　　一个缓解顺差的贸易政策出台。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公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主要内容为：对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即企业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在合同备案时，须缴纳台账保证金；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加工成品出口并办理核销结案手续后，保证金及利息予以退还。企业按照海关管理类别缴纳台账保证金。A类和B类企业缴纳50%的保证金；C类企业缴纳按全部保税进口料件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之和100%计征保证金。 
　　也许下半年相关政策还将一一出炉，但顺差与转型永远是其中的关键词。在本期，国际贸易研究院赵玉敏、中信证券李鑫、申银万国袁宜对这两个关键词进行了解读。
　　诠释企业转型 
　　《进出口经理人》：加工贸易新政对调整的几类行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纺织行业也在被调整之列，但其行业利润率反而上升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玉敏：此次政策调整是针对两高一资和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行业。我觉得，对两高一资行业的限制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方向，而对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设置的规定是一种动态的调整。比如将来有其它产品引起贸易摩擦比较多，那么它可能也会被纳入到《目录》中。 
　　纺织行业属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行业，也是顺差比较大的行业，肯定要调整，但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因为外部现在已经对我国纺织行业设置了很多障碍，如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和中国欧盟纺织品贸易协议。所以政府就没有再从国内再进一步挤压这个行业。 
　　李鑫：对任何一个行业实际影响都不会很大。但被限制的这些行业如果企业还要再新建或者扩张，一些部门在审批时肯定都会考虑到政策的导向，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进出口经理人》：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对企业经营层面有影响，请你简单解释一下。企业用什么办法来规避这方面的影响？ 
　　李鑫：缴纳台账保证金占用了企业流动资金，损失了保证金利息一年期定期利息减活期利息部分，实际影响并不大，尤其对资金状况良好的企业来说。比如像魏桥、鲁泰、孚日，因为他们大量的燃料是要进口的，所以也被划为加工贸易。由于这些企业现金流一般比较充沛，《目录》并不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事实上很多企业即使存款基本也是活期的，可能利息方面就没有损失，只是占用了一些资金。 
　　在规避影响方面，我觉得企业可以在财务方面保守一些。 
　　袁宜：保证金台账制度带来的财务成本的上升是有限的。但这个制度体现了政府贸易政策的导向，向企业传递了政府希望贸易结构升级，政府会不断出台新政策来调节企业的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这样的信息，也就是政府希望引导企业自主地去推动这种调整。 
　　《进出口经理人》：无论出口退税新政，还是加工贸易新政，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型。请问企业该怎么理解转型？ 
　　赵玉敏：理论上说，企业有多项选择。一是可以转嫁成本，上游转到下游，或转到进口商、消费者，有定价话语权的行业可以这样做。
　　二是对产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比方说一个企业原来生产一般毛巾，现在生产丝光毛巾。三是可以降低水电管理、人工管理、采购原料，以及物流方面的成本，优化供应链、品牌、营销网络等。四是投资新兴行业，纺织行业很多企业就转产了。比如，江苏阳光是我国大的出口企业，原来生产高档面料，现在投资太阳能新能源领域；雅戈尔投资证券；红豆衬衫投资摩托车、房地产。这些企业觉得原来的传统行业，现在发展空间小了，市场竞争激烈了，优惠政策逐渐取消了，那么就向其它新兴的行业拓展。这样，企业的发展又有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当然核心业务可能还是纺织业，但多元化了。另外，企业可以到中西部地区或是国外设厂。 
　　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传统行业必须创新，一方面是在本行业创新，搞差异化战略；另一方面是在行业之外，投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出台《目录》，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但企业可以分析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出路。 
　　我觉得企业在经营中随时会面临各种各样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企业家如果保持一种创新的意识，随时判断市场的机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这些风险。 
　　《进出口经理人》：传统行业企业投资新兴行业，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纺织行业企业这种情况是否很多？ 
　　李鑫：现在我国传统行业有很多企业投资房地产等新兴产业。中国企业大集团基本都是多元化的。当然可能纺织类的企业资金流比较充足，而且他们本身在当地有非常深的政府背景，基本上都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比如雅戈尔、江苏阳光、鄂尔多斯、卢泰等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这些企业本身有资金，然后政府肯定要扶持这些大企业，那就有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地，他们就可能开发房地产。 
　　但并不是说他们不看好纺织业或不准备在纺织业发展了。比如雅戈尔投资一些股权，包括中信证券和宁波商业银行，不是说雅戈尔当时就认为证券和银行会有这么好的前景，初衷只是希望在金融方面有一些投资，以便拓展企业自身的资本平台。 
　　纺织企业多元化，一方面投资房地产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比如鄂尔多斯利用煤（内蒙古是比山西还要大的煤矿大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企业本身做纺织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像鄂尔多斯是羊绒业的绝对龙头，雅戈尔是服装业的绝对龙头，而且他们在主业上发展还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多元化以后，还会用多元化赚的钱来反哺自身的纺织和服装业。 
　　《进出口经理人》：此次政策调整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施了差别政策，是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但为什么有的沿海企业转移的方向并不是中西部而是东南亚国家？ 
　　赵玉敏：企业要根据自己特定的产品、市场目标做选择。国家如果在中西部地区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可能企业就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了，但如果中西部条件不足，情况就不同了。打个比方，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煤国，但目前我国北方煤的开采成本、运输成本都在提高。那么，让南方使用北方的煤还不如直接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进口煤更经济。在这个问题上，企业觉得怎么更有利就会怎么去做。 
　　广东沿海那边，去往内地的交通还不如去往东南亚国家的交通方便，水路可能成本要低一些，特别是大吨位的货物，内地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要考虑进去。
　而且那边可能离国际市场更近一些。我觉得应该鼓励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选择。  
　　李鑫：雅戈尔可能很有代表性，一开始也是追求国际化。但目前雅戈尔国际化的步伐在放慢，而更加重视国内市场。 
　　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在全球是排前几位的，国外很多品牌都在涌进中国，雅戈尔认为自己在国内市场的潜力远远没有释放。我觉得看重国内消费市场是非常对的。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再一方面就是出口本身的基数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期望每年的出口都有20%以上的增长，我国出口是会降下来的，但是国内消费市场反而可能会从10%多升到20%多。 
　　很多企业像孚日、鲁泰也都看好国内消费市场。因为企业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盲目地介入国际市场（当然不是说去做贴牌而是以自己的品牌介入），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企业在国内的品牌和渠道都没有得到大家认可，你怎么能够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所以我觉得国际市场是要慢慢尝试，但现在很多企业应该不会设立一个很高的目标去开拓国际市场。而且，我觉得如果中国往海外转移肯定是在往西部转移之后才会发生。 
　　《进出口经理人》：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印度、越南，包括中国中西部，会不会取代东部这些比较好的省市？ 
　　李鑫：企业往中西部转移只是有这个可能性，是一个趋势，但可能速度没那么快。比如雅戈尔在重庆建了一个厂，但至今其贡献的利润、产能都不大。 
　　虽然我国工资成本在上升，但纺织行业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从2001年到现在，从业人员的人数每年才增加3%~5%。但纺织行业的规模、销售收入、利润都是20%以上的增长，相对于整个行业的增势来说，用工人数实际上是在下降。而且，转移不是说简单劳动力成本的比较，还有当地的一些硬件设施、人员素质等的比较。 
　　《进出口经理人》：假如企业真的在中西部地区设厂，在三五年之后，是否这些地区也会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企业有这方面的顾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宜：我个人认为，限制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是一个趋势，从长远来看，中西部地区终将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企业应该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判断生产的产品是否有竞争力，也就是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是否足够的高，是否能够承担人民币的升值，承担要素价格的调整。把生产从东部移到西部，这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正解贸易顺差 
　　《进出口经理人》：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新政的实施对缓解贸易顺差效果如何，我国下半年贸易将会有怎样的走势？具体到纺织行业，情况怎样？ 
　　赵玉敏：从供需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有很强的出口冲动，国外进口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依然很旺。现在国际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在慢慢上升，如果通货膨胀趋高，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更大，因为国外发达国家需要用中国便宜的产品去降低他们国家国内的通胀率。所以，我觉得这些政策对贸易形势有影响，但影响相对有限。 
　　2007年下半年，顺差会依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李鑫：这些政策只是产生了几个小波浪。
　　即使出口退税率下调到零，中国的纺织品还是有议价能力的，能实现出口价格的不断上升，降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下调以来，纺织行业的利润率反而在上升。 
　　而且，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国际优势地位非常明显，如2006年印度和越南出口额不到300亿美元，我国1400多亿美元。 
　　《进出口经理人》：缓解贸易顺差的政策一个接一个出台，但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在当前贸易摩擦这么大的情况下，我国如何疏解这种困境？ 
　　袁宜：贸易顺差为什么产生，一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太低，所以人民币名义汇率要升值。二是国内要素价格太低，应该让要素成本合理化。这已经在国内政界、学界达成共识。当然，最终是把我国出口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提升，由此完成贸易结构的升级。 
　　但必须要考虑到国内企业对于汇率变化的承受能力，如果在短期内就升值10%~20%，可能企业来不及调整。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内居民对物价变动的承受能力，如果要素价格大幅度的调升，国内居民和企业对物价的承受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我国通货膨胀已经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所以，汇率升值和要素价格提升应是稳步向前推进。 
　　《进出口经理人》：《目录》的出台是为了缓解顺差。但存在即合理，是否我国当前的贸易顺差也是一种必然？ 
　　袁宜：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贸易顺差和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有关。比方说，一个30岁左右的青壮年，他肯定不会把自己当月的所有收入全都消费掉，他要养老，还有子女未来的教育等。那么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也有年轻和年老的区别，这要看人口负担比（需要负担的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 
　　目前我国人口负担比处在历史的低位，而且还在一个不断往下的过程当中，大约在2010年前后达到最低点，然后会有一个反复的上升，可能要在2020~2030年以后才会有一个加速的上升。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人口结构相对是年轻的，那么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它的收入应该是大于当前消费的，而收入大于消费的这个部分，构成了国民储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国民储蓄有两个用途，投资和净出口。当前我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被中央认为是偏快，在进行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要再靠投资增长来消化国民储蓄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储蓄另一个出口是净出口（顺差）。可以说，这部分顺差是我国国民在海外储蓄的养老金。未来当我国人口负担比显著上升的时候，会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来动用这笔养老金。因此，有一定的贸易顺差是完全合理的。